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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阻挠邓小平复出了吗?
分类:考古文学

(23) 指“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即1949年至1966年。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1陈云邓小平 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庆贺“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时候,依然喊出“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所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要继续批判邓小平。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口的汇报时,就明确指出: 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六常委,即毛、刘、周、朱、陈、邓,除了陈云之外,邓小平虽经两回“打倒”,依然健在。 这样,陈云和邓小平也就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健在的两位最资深的中共元老。 相对而言,陈云的处境比邓小平好。因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并未涉及陈云。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仍是中共中央委员,仍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支持下,陈云重新参加了领导工作。 邓小平能否出来重新参加领导工作呢?围绕这个问题,在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就在粉碎“四人帮”的第4天,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便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为了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5个多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1977年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次重要的中共中央会议。 陈云是中共中央委员,理所当然有资格出席这一会议。邓小平那时由于被撤消一切职务,所以没有资格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充满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之一,便是能否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华国锋在会上说: “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华国锋所说的“天安门事件”,是指1976年清明节,首都百万群众为了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在天安门广场遭到镇压的事件。邓小平被“四人帮”诬指为天安门事件的后台。为此,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华国锋在会上说: “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照华国锋的意思,为邓小平平反,似乎是“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策略”。 其实,那是1977年1月上旬,北京的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在长安街上刷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华国锋竟以此假案为据,称李冬民的目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此处的“反华”,指反华国锋。 华国锋又强调说: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议,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不言而喻,华国锋拿出毛泽东这张王牌来压人。 华国锋的话,被归纳为“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个始终不渝地遵循。” 汪东兴为华国锋帮腔说: “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七五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陈云与邓小平有着深厚的友谊。早在1952年以后,陈云与邓小平同在政务院共事,陈云就说过:“小平同志是内外兼通、游刃有余。”陈云称赞邓小平对于经济是无师自通。邓小平也很赞赏陈云。在邓小平“三落”时,陈云从来没有跟随大流去“批判”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说:“陈云同志不落井下石,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1977年3月17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 陈云指出: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指出: “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意见,在会上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虽说在中共中央会议上,陈云、王震的意见未获通过,但是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仍是当时中共内部斗争的一大焦点。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也支持邓小平复出。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 “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李先念也支持邓小平。 邓小平于4月10日给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及中共中央写信,指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华国锋于5月3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这时,华国锋一方面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又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邓小平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不久,叶剑英八十诞辰,邀邓小平、王震等在他的住地相聚。 叶剑英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即公历1897年4月28日。照理,叶剑英的八十大寿应在1977年4月28日,但是他却习惯于在当年的阴历三月二十七日过生日,亦即1977年5月14日。 邓小平在见面时称叶剑英为“老帅”,叶剑英则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的领班。”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引者注:指汪东兴、李鑫,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副主任。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 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当时,对中国政局最具影响力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另外,当时李先念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相当影响。由于叶剑英以及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一大批老干部支持邓小平,华国锋不得不退让,而华国锋的最初的方案是折衷的: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样,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终于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这时,中共中央主席为华国锋,副主席则为叶剑英、邓小平。邓小平成了中共的第三号人物。 这么一来,邓小平的职务远远高于陈云 因为陈云当时还只是保留着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 虽然邓小平恢复了工作,但是在华国锋的影响下,这次会议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还认为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 会议居然还认为“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也就号召全党批右而不批“左”。而“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伙极左派,并非“极右派”。 紧接着,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陈云的名字虽然出现在222名的主席团成员名单之中,但是仍只是中共中央委员。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领导核心成员中,没有陈云: 主席 华国锋; 副主席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至候补委员的名单中,也没有陈云! 其实,那是由于陈云从1962年以来称病,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已年老多病,该是担任荣誉性职务的时候了 虽说陈云比邓小平还小一岁!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云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确实有史料证明华国锋是不反对甚至赞同邓小平复出的。在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之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就提出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这三条概括了华在对待邓小平复出一事上的基本态度。

(36) 《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

由此可见,华国锋不反对甚或赞成的邓小平复出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邓小平承认"两个凡是"的根本立足点地位,必须不提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反对阶级斗争为纲,放弃为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无疑是邓小平不能接受的。

Before the“two whatevers” were put forward in 1977, Hua Guofeng and the other top leaders of the CPC had decided to reinstate Deng Xiaoping to his job at a suitable time and rehabilitated in a limited way some people involved in the Tian' anmen Incident. However, due to complex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and lack of careful planning, the public opinion expressed its dissatisfaction. Hua Guofeng and the other top leaders tried to solve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step by step in order to avoid the impression of negating Mao Zedong, so they raised the“two whatevers,” specifically aiming at, first of all, the public opinion with its strong dissatisfaction. The end of the slogan revealed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at that particular period and its complexity.

而从华国锋让汪东兴和李鑫提出要邓小平改变自己的意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才能以便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以至于邓小平发出了"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的呼声这件事来看。说华国锋对邓的复出不反对甚或赞同固然是实情,但说华秉承"两个凡是"的立场对不愿对"两个凡是"低头的邓小平的复出形成了阻碍和拖延,恐怕也并不为过。

(35)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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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个凡是”的提出

"两个凡是"的观点一提出,邓小平便洞悉了它的本质,并明确表达了不同看法。

三、“二七社论”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公布的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正式回归中共领导层。

⑤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38~739页;史义军:《胡耀邦一份手稿的来历》,《党史博览》2005年第11期。胡耀邦关于此事的两次叙述,在时间上有些出入,但情节大体一致。

由此可见,华国锋不反对甚或赞成的邓小平复出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邓小平承认"两个凡是"的根本立足点地位,必须不提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反对阶级斗争为纲,放弃为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无疑是邓小平不能接受的。

(19)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宣传口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0月26日)。

而在内部,1977年1月,中共高层已经为邓小平的复出定下基调。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论学习组传达华国锋的治局会议话时提到:"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李鑫在日后回忆时表示:"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表明,最迟在1月,中共高层内部就邓小平复出问题就已经达成了一致,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50)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但这能得出华对于邓的复出并未阻碍和拖延的结论吗?我们说,这还需要看其他一些材料。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叙述:“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28) 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而不是邓小平复出本身。

正如上一期重读华国锋中我们揭示的那样,华国锋在"两个凡是"中提出的"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也即李鑫在提出"两个凡是"口号时所说的"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在此根本立足点上,华与邓其实是有很大分歧的。特别是"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点了头、定了性的,"批邓"也是毛泽东亲自认定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无疑就触及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无疑与华国锋的根本立足点,与"两个凡是"相冲突。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澄清了邓小平与此事无关:“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他还肯定“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比起1976年12月5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华国锋对天安门事件的结论又有了不小的修正,从解脱当事者个人,变成肯定绝大多数人“是好的”,悼念活动“合乎情理”,“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当然,还是留下了“尾巴”:第一,依旧断定天安门事件有“少数反革命分子”;第二,仍然维持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定性。同时,讲话责备了社会舆论,认为少数人“实际上背离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方向”,“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要求“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1977年,就在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之后。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

(16)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55页。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去西山看望邓小平的时间,当在1977年2月3日之后。

5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两次写给中央的信。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修改稿(即第二稿)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华国锋也确实在粉碎"四人帮"后,继续了"批邓"的口号。对此华在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邓小平恢复工作时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这并不是华国锋个人的表态,"从中可以看出,华认为,"批邓"口号的提出,是从全国大局考虑,从根本上消除"四人帮"及其余党借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可能。因此,在邓小平恢复工作问题上的谨慎态度,似是中共高层的一种共识。这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40) 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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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杨肇林、丑运洲、乔崖:《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396~397页。

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④ 华国锋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1月5日)。

邓小平"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让华感到不满。这封信发出不久,他派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代表中央办公厅专程去看邓小平。希望他改变信中"准确的、完整的"提法,并就天安门事件等问题表态,即要他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以便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31)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91页。

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阻碍拖延

(53) 笔者所见史料,只有汪东兴后来曾在个别场合提过“两个凡是”,但也只是零星提及。

在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他在此次会议上也解释了在邓的复出问题上一直采取谨慎态度的原因,将其归之为对反革命分子反攻的

⑧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55页。

从这些些史料中,我们的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华国锋对于在粉碎"四人帮"后的邓小平复出,是不反对甚或赞成的。

(45)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可见,这在当时包括华本人的中共高层中,是有一定共识的。

(39)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邓小平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提到此事,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把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并表示:"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28)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这一方针基本上可以是说当时中共高层的共识。一直力主邓小平复出的叶剑英也提到:"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致中央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向全党打招呼。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举行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1976年被撤销的所有职务(54)。邓小平在全会的讲话中,对“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作了不小篇幅的阐述。(55) 8月召开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采用邓小平的提法,第一次讲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56)。此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便成为全党的正式语言。

为了给邓小平的复出做好准备,在1976年12月邓因病入住解放军三〇一医院时,叶剑英就决定恢复向他送阅中央文件。这一决定是中央的指示,一定得到了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的首肯。而在住院期间,邓还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能够获得这样的待遇,说明华国锋等中央高层的态度已经开始松动,这是邓将要恢复工作的一个重要信号。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传递了中央高层应对社会动向的一个意图。这个意图被概括为“两个凡是”的方针,并被认为意在阻止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天安门事件,当时即受到党内外的质疑,后来更受到严厉批评。那么,当时社会出现了什么动向?中央高层的主观意图究竟是什么?“两个凡是”是怎样提出来的?后来的结局如何?许多研究者作过叙述。笔者在阅读相关史料、著述的基础上,也试图通过本文作一个梳理。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当时,海外的确有一些评论称华国锋和中共实行“非毛化”②,国内亦不乏“右派政变”、“军事政变”的流言③,但总体上说这方面的情势并不严重。粉碎“四人帮”在党内外赢得异常广泛的认同,连华国锋和高层多少都有些始料未及,华国锋当时曾坦承:“有些我们预料到的,有些比我们预料到的还要好”④。

四、华国锋“三·一四”讲话

⑨ 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9期。

(56) 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8月24日。

有人当时即质疑: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据李鑫后来说,社论出来后,也有一些群众反映“两个凡是”就是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些质疑显然误解了“两个凡是”的指向。“两个凡是”要全盘维护毛泽东不假,但没有邓小平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的意思。华国锋和高层已经考虑解决邓小平的问题,1月份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此事,很难想象会通过一篇社论去否定已经确定的决策。李鑫以为群众不了解内情,自然会有这种反映,没有在意。(37)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18页。

【内容提要】 1977年提出“两个凡是”之前,华国锋和中央高层已决定在适当时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有限地解决了天安门事件相关人员的问题。然而,由于历史与政治的复杂因素和部署上的不周,导致了社会舆论的不满。华国锋和高层希图“有步骤”地解决问题,避免造成否定毛泽东的印象,提出了“两个凡是”,其特定指向是强烈不满的社会舆论。这个历史过程揭示了特定年代中国政治走向的复杂性。

(52) 参见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说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他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鑫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内容摘要:

(55) 参见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77年7月21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邓小平于4月10日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一方面,表示“感谢中央弄清楚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并且“特别高兴在华主席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对于复出工作,他坦言:“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另一方面,他在信中也强调:“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47)。据邓小平后来说,这是他针对“两个凡是”作的批评(48)。邓小平希望中央将此信连同他1976年10月10日致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的信,印发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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