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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旨人民政党创制的空子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
分类:考古文学

内容摘要:

中共自建党始,其所有工作和斗争,都是朝着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创建一个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方向而努力的。进入解放战争后,在国共两大阵营生死较量的结局基本明朗后,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中央通过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阶级政策,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和凝聚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推翻了国民党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在敌我力量对比转换和国内战局推进的同时,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任务,确立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等根本制度和大政方针,并对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法理的程序和步骤进行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终结,又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起点。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作者:罗平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 建国思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核心提示:在越来越被动的形势下,要想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唯有战略转移即长征一途。历史证明,过早地建立中共领导的全国政权,并不利于革命进程的推进。

作者简介:

任何社会的或政治的革命,无不是以国家政权的占有为目的的。为了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创建一个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奋斗了20多年。可以说,中共建党之后的所有工作和斗争,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然而,也只有在进入解放战争后,在国共两大阵营生死较量的结局基本明朗之后,这一目标的实现才真正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中共通过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阶级政策,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和凝聚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最终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转换和国内战局的推进,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等根本制度和大政方针,并对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法律程序和步骤进行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不单是法理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更迭,更是区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时代:既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终结,又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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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皓

一、和谈中的国家映像及其幻灭

1948年,毛泽东曾预言: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这六十个月又可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是我们“爬坡”到顶点,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作者简介】张皓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北京 100875

八年抗战,中华民族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国内和平和国家重建的曙光。日本投降前夕,毛泽东便敏锐地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1]1130在1945年8月9日的声明里,他呼吁全国人民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建立[2]。抗战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共并没有撇开国民党独立建国的计划,而是期望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达成中共七大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3]1063的目标。毛泽东把这种“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联合政府称之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政权形式。他形象地解释说,“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我们又不得不和他搭伙。”[4]16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5]7。在8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确定了与国民党谈判,迫使国民党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方针。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公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且提出包括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等在内的六项要求,作为同国民党谈判条件的基础[6]247。同时,也准备在某些方面对国民党作出让步。毛泽东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数量上的让步,局部的让步换取全国的合法地位。要学会合法斗争,学会利用国会讲坛,学会做城市工作[7]400。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之后,从实力对比看,是国弱,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基于国共人心的向背,明确提出蒋介石是能够战胜的,并多次对战胜蒋介石所需的时间作出预计。

【内容提要】 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具体日期,是随着中共中央战略决策逐步确定的。在国共两党军事格局变化中,中共中央不断对基本上打倒国民党政权的含义和时间作了阐述,指出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必须具备的时机,基本轨迹是:首先初步提出1949年成立,接着进一步确定能在1949年成立,再接着明确是在1949下半年成立,最后确定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整个过程反映了中共中央有一个基本的战略决策:一个新政府的成立,必须是建基于国际法上旧政权被基本打倒和新政权基本上控制全国领土之上的。

较之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3]1056这个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这是一种不得不然的选择。毛泽东亲赴重庆主持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中共方面提交的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提要共十一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在渝期间,毛泽东广泛接触各方人士,阐述中共和平建国的主张。他同《大公报》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曾有过这样的谈话。王对毛说:“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灶里不许我们造饭”[8]415; 33-34。“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9]33-34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当时中共所力争的是自己“造饭”的权利,而不是要抛弃国民党这个“炉灶”。对于蒋介石的和谈的真实意图,中共也有清楚的认识。“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赞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10]277“彼方方针是拖延谈判时间,积极准备内战,利用敌伪及美国帮助,控制华北、华中及东北大城要道,建都北平,强迫中共接受其反动条件,否则,以武力解决。”[11]293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正如《解放日报》10月19日社论所言:“要由纸上的协定变为现实的东西,中间还横着许多严重的障碍。”[12]

从“参股”到“控股”:“计划用五年解决”

The specific date for setting up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New China was determined step by step in line with the strategic decision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tandem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situation of the war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dopted an approximation approach in making clear the meaning and time of overthrowing the Kuomintang rule and pointed out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that must be met by the timing for setting up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The sequence of the decisions was as follows: the time for setting up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was tentatively set for 1949, then it was definitely set for 1949, then for the second half of 1949, and finally for October 1, 1949. The whole process pointed to the basic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founding of a new government must meet a precondition that the old regime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must be dismantled on the whole and the new government has gained control over most of the national territories.

为了顺应全国人民对于国内和平的强烈期盼,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尽早实现,在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在马歇尔参与的军事“调处”中,中共都向国民党作出过许多重大的让步,以期早日实现国内和平,促成联合政府的建立。毛泽东公开表示,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介石合作,彻底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3]26。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及各区党委,应遵守停战命令,停止一切进攻及破坏交通行动,不给国民党以借口[14]19。同时,必须坚守阵地,严防对方背信之突然袭击[15]22。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发出通知,提出要教育全党全军与各界人民,不要幻想蒋会真的变成民主派,不要幻想他会改变消灭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企图[16]24。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历时22天的政协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军事三人小组也在2月25日达成国共军队整编的整军方案。尤其是政协会议的成功召开,使得中共中央一度乐观地判断,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要求全党工作必须尽快适应这一新的形势[17]62、63。同时,中共已经准备参加中央政府的工作,确定以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刘少奇等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人选,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别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和部长职务,并且准备允许各党派到解放区进行社会活动,参加解放区政权[7]428。为方便尔后开展工作,中共中央机关也有南迁至淮阴的设想[9]56。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中共鉴于当时的形势与国共力量的对比,曾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这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其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应分两步:“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显然,当时中共主张建立的联合政府,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共还只具有“参股”的性质,也就是使中共就全国性政权而言,从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之一。同时考虑到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一贯立场,及其对联合政府的反对态度,中共还一度有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自己另起炉灶成立政府的想法。

【关 键 词】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成立时机

然而,对于蒋介石来说,谈判不过是用以迫使中共“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的一种手段;他另外一手即是“放手动员作战”,用武力消灭中共力量。他自信地认为,“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18]156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声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不能够代表约法[19]。会议通过了旨在推翻政协决议的多项决议。1945年11月9日和1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别召开军事会议和复员整军会议,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计划,决定在6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行清剿,以期“根绝匪患”。完成战争部署后,蒋介石便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毫不犹豫地向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计划用3到5个月彻底解决中共问题。随着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国再一次陷入国共全面内战。就连负责调停国共争端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也认识到,蒋介石已经“倾向于把武力政策作为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20]223。不过,作为一个战略家,他却看到了事情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国民政府目前所遵循的策略却是这样的:在防止共产主义的努力中,它正在创造对共产党政权有利的种种条件——例如,目前的财政、经济情况,由于军事行动的继续将变得更加严重,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将给共产主义提供肥沃的土壤”[20]218。他的预言没用多久便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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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7年6月底战略反攻至1949年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会议或政治局会议或全会就有五次,即小河会议、十二月会议、城南庄会议、九月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在紧张的战争岁月里频繁召开最高规格的会议,在中共历史上是少见的。贯穿这些会议有一个中心,那就是随着国共两党军事格局的变化,中共中央作了认真的思考与研究,不断调整战略决策,逐步确定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时机。由于未见学术界有系统研究①,本文就此探讨,以向学术界请教。

深谙蒋介石权谋的中共领导人知道,轻信就会吃亏,所以谈判归谈判,从未放松过对内战的警觉。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在评论这次谈判的意义时说:“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21]1159。”同时,他明确告诉政治局的同志:“我们的方针,既要确定同国民党谈判,同时准备蒋一定要打。蒋采取两面策略,我们就学他,也实行两手[22]760”。1946年3月中下旬以后,随着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的行动不断发展,中共中央改变了关于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带领全党逐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准备对付全面内战方面。3月14日,中共中央电示各大战略区领导人:“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23]98。”正是因为有了充分的战争准备,中共应对全面内战的爆发措置自如,进退有据。在内战最初的半年多里,中共对国民党军的作战一直是用“自卫战争”的名义①,为恢复谈判留有余地。大战到来之际,中共中央分别致电各在战略区主要负责人和南京中共代表团,估计大打半年后,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再次明确党的方针是争取长期和平,应全力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9]93、97。就是在全面内战爆发的三个月后,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蒂尔谈话中还是表示:如果蒋介石能回到依照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解决国内问题的轨道上来,“我们是仍然愿意和他共事的。”[24]1203

中共七大不久,抗战胜利,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共放弃了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设想,致力于推动联合政府的成立,而这样的政府能否建立,从根本上讲取决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态度。当时,中共方面对于建立联合政府是抱有诚意的,毛泽东冒着极大的风险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积极推动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并在国共谈判中作出了许多重大让步。中共甚至计划将中央机关迁到江苏的淮阴,其中一个考虑是中共领导人参加联合政府后往来南京开会方便。但是,蒋介石最终以全面内战回应了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

一、一九四九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初步提出

凭借着巨大的军事、经济优势和美国政府的支持,自以为稳操胜券的蒋介石当然不会罢手。他一面指挥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一面指使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从而彻底关闭了和谈的大门。16日,周恩来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25]244。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多位成员返回延安。行前,他曾致函郭沫若:“政协阵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26]356至此,中共中央判定,只有打倒蒋介石,才有真正实现国内和平的可能。毛泽东11月18日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说:“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这也是他第一次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代替此前所用的“自卫战争”。在11月21日的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用战争方式彻底战胜蒋介石的决策。毛泽东指出:“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27]199他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划了大致的蓝图: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到那时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时间达成这一目标。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三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到十五年[28]782。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人心的向背。“打起仗来,人心如不属我,我就输了”。“现在究竟谁要打谁要和,人民已经知道了;美国政府的欺骗,人民也更清楚了。”[27]199从这时起,中共的战争目标已不再仅限于保卫解放区,而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全面内战进行了3个月,基于对国内战局、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分析,毛泽东便预见到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29]1211还说:“我们现在的口号还不是打倒美蒋,但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30]2211947年1月1日,毛泽东在修改陆定一《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中,特意加写道:“可以预断,三年至五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面目将比现时大不相同。全党同志与全中国人民,都应当为一个新中国与新世界而坚决奋斗。”[9]158

当时,虽然在实力对比上,国民党要比共产党强大得多,蒋介石对打败共产党似乎也很有信心,认为国民党有空军,有海军,有重武器和特种兵(这些共产党根本没有),因而可以速战速决,很快解决共产党问题。毛泽东则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认为蒋介石集团貌似强大,实则外强中干,是完全可以打败的。1946年7月20日,即全面内战爆发后的第二个月,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1947年6月30日解放军发起战略反攻,国共两党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在纪念“七七”10周年抗战的口号中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因此,许多人认为新政府的成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7月10日就建议考虑予以成立。中共中央则认为还不是考虑成立的时候。②因为“七七”抗战纪念口号虽然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但仅说“反对背叛政协决议执行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蒋介石政府”③,还未公开提出打倒或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口号。

1947年2月底,国民党方面通知留守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中共代表,限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最后地关死一切和平谈判之门”[311。3月中旬,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胡宗南占了一座空城。蒋介石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②美国人的观察并不那么乐观,司徒雷登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显然很久以前共产党就为这一不测事件作好了准备。他们从来没有任何保卫延安的真正打算,如果保卫延安意味着蒙受损失的话。他们更注重坚持长期发展的战略,从一切遭受敌人压力的地点撤退,把敌人引到口袋里,然后用游击战术逐步暗中破坏敌人的力量。目前政府的战线严重地发展到孤军深入、四面为敌的地区。”[32]71撤出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与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4月10日,毛泽东修改新华社社论时写道:“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这个斗争快要结束了,这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因为蒋介石要灭亡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必然团结起来灭亡蒋介石。”这是日本投降以后,第一次公开号召灭亡蒋介石反动统治[9]181。杨尚昆回忆,毛泽东在东渡黄河后曾对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可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爬坡’,‘到顶’,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33]259战争进程完全是按着毛泽东的预期发展的。

全面内战爆发之初,毛泽东制定了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的战略方针,而国民党凭借其人力物力上的优势,一度占领了中共控制的部分解放区。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蒋介石为这一“胜利”冲昏头脑,悍然召开由国民党一党把持的所谓“国民大会”。这个“国民大会”的召开,等于彻底堵死了各党各派与国民党共建联合政府之路,不但为中共所坚决反对,也遭到了民盟等中间党派的拒绝。到这时,联合政府已彻底行不通,中共也就决心通过打倒国民党建立由自己领导的全国政权。当然,这个全国政权虽然是中共领导的,但并非为中共所独占,而是包括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

为了进一步规划战略反攻开始后的战略任务,并使全党全军高层领导人认识到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中共中央7月 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小河村召开了扩大会议,五大书记中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以及彭德怀、贺龙等大区军事指挥员与会。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虽然未明说但实际上阐明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必须具备两大条件:其一,军事上必须消灭蒋介石军队,为此计划用五年来完成。根据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消灭蒋介石军队112万、解放军伤亡30多万的情况来看,“假定第二、第三年④的战争更激烈些,五年就要准备伤亡二百万人”。其二,在政治上必须争取人心,使全国人民都了解和信任中国共产党。虽然蒋介石政治上更加孤立,全国人民更加不信任他了,但是他还未到彻底孤立的地步,因为“还有一些人迷信他”。⑤

二、耐心等待时机成熟

1947年7月,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为标志,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战争形势日渐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以其战略家的眼光开始预计战争进程,并首次作出了5年解决国共战争问题的估计。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的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分析形势时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5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作战成绩是有可能的。说5年,用不着讲出来,还是讲准备长期奋斗,5年到10年甚至15年。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又说再过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用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打倒蒋介石。

可见,无论是军事上的对蒋斗争还是政治上的争取人心,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五年时间,从1947年中叶算起,到1952年中叶;如果从1946年6月算起,则是六年。虽然中共中央提出了五年打倒蒋介石、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间表,但当时“不公开讲出来”,并要求作好五至十年甚至十五年的长期斗争的准备⑥,强调“处处要从全面长期着想”⑦。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转入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战略进攻的军事部署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群众更加不信任他,当然还未绝对孤立,还有一些人迷信他。这是一个过程。从过去一年的战绩看,用五年的时间解决对蒋介石斗争的计划是有可能的。他再次重申: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34]266、267。也就是在会前的十多天,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攻击中共“早已以武装叛乱集团自居,而自外于政党之林,不惜与国家民族为敌”,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35]755。针对这一情况,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林彪致电中央,建议考虑成立中央一级的民主联合政府。也就是说,要以中共的中央政府对抗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于7月25日复电林彪:“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机尚未成熟,在第二年作战再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攻占中长、北宁大部,平绥、同蒲全部,并向长江流域发展,全国人民更加同情我党之时,可以考虑此问题。”[9]209毛泽东思考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在于如何大量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而不是先成立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他实际上提出了成立中央政府有两个必须具备的条件:一是在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之后,一是全国的民心更多地倾向中共之后,这都还要时间去完成。这是中央与战略区领导人第一次就成立联合政府问题交换意见。尽管从实际操作层面暂不考虑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为动员鼓舞全国人民投入反蒋斗争,提出这一目标则是完全必要的。在10月10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言还明确提出,要“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6]1237。正如周恩来所说,“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37]276。

虽然毛泽东估计有可能5年打倒蒋介石,但他并不认为中共此时已具备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条件。1947年春夏之际,林彪曾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考虑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毛泽东在7月25日复电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尚未成熟,在第二年作战再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攻占中长、北宁大部,平绥、同蒲全部,并向长江流域发展,全国人民更加同情我党之时,可以考虑此问题。”

小河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的决定,于1947年7月25日回电林彪,明确指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尚未成熟。他提出,只有在三大时机成熟后方可考虑此问题:其一,在解放战争第二年,再歼敌100个旅左右,攻占中长路和北宁路大部,平绥路和同蒲路的全部;其二,向长江流域进军;其三,全国人民更加相信中国共产党⑧。中共中央在8月21日发布的一份指示中把9月至12月的4个月视为“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号召“齐心协力,争取胜利”⑨。这样,中共中央既指明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机,又提出了目前的奋斗目标。

到1947年底,国内军事和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近170万人,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完成了在中原战场的战略展开,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进到江淮河汉之间,陕北、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收复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战争的主动权已转向中共方面。国统区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日益高涨,民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而遭到取缔,使得中间派人士不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第二条战线已经形成。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战争,其目的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这个战争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必将继续胜利,直到打倒一切敌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9]252

基于形势的变化,也基于鼓舞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信心,1947年10月10日,也就是南京政府的国庆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且公开号召:“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全面内战爆发之后,中共首次倡导成立排除国民党反动派在外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奋斗目标很快实现,4个月时间还没到,中国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表现在:其一,在消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上,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至1947年11月消灭蒋介石军队169万人,其中仅在1947年7月至11月的5个月中就歼灭57万人,12月的还未计入。⑩其二,在作战地域上,战争主要地已经不在解放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统区去了。中共中央立刻意识这一变化所产生的重大意义,指出“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11)。

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形势时说: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已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以前,我们把转到外线作战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要叫进攻。在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况到今年已经很严重了。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搞了土地改革,而蒋介石没有搞;另外我们的主力打出去了,又减轻了解放区的负担。“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38]328-329、333据此,他在为会议提交的报告中作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39]1244毛泽东的报告还对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政策作了系统阐述。他重申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将其称为“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军事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经济方面宣布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三大纲领。在这个会议,又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题。会议决定,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7]511。

显然,中共于此时所提的联合政府中,将居于领导地位——不再是“参股”,而是“控股”了。

在这根本性变化下,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政权的公开态度由“反对”改为“打倒”,10月10日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公开号召“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2)。毛泽东在11月30日致斯大林电中坚信:“在最近的四年间,蒋介石政权将会被消灭”(13)。即是说,从1947年年底算起,蒋介石政权将在1951年被推翻,与开始计划的五年时间相比,提前了一年。

实际上,对于宪法的研究和草拟一直在进行中。还在1947年初,周恩来就代表中央,指示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起草全国性的宪法草案,供计划召开的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之用。毛泽东为此致信新到解放区的法学家陈瑾昆说:从新的观点出发研究法律,甚为必要。新民主主义的法律,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的法律相区别,另方面,又与欧美日本一切资本主义的法律相区别,请本此旨加以研究[40]217。11月18日,毛泽东在给吴玉章和陈瑾昆的信中又强调:宪草内容宜从长斟酌,就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原则,也就是《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所阐明的原则[41]288、290。1947年4月到10月,中央法委会先后完成了两个宪草初稿③。负责宪法起草工作的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的发言中指出,起草宪法的指导思想是新民主主义,并且报告了宪法的基本框架和内容。毛泽东提出:关于宪法,近期内不会颁布,过早颁布也是不利的,但目前应该着手研究。关于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现在暂不考虑,要等到蒋介石更困难,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时候,至少在平绥路打通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38]335-336。这样,宪法起草工作被暂时搁置④。

“爬坡”与“下坡”:吸取江西中央苏区之教训

紧接着,中共中央1947年12月25至28日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规划中国革命新高潮到来后的战略方针。这次会议的规模比较大,除了能到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陕甘宁、晋绥两边区的负责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口号,是当时“最基本的政治纲领”(14)。会议通过了这一报告,并认为这是“整个打倒”蒋介石政权、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性文件(15)。这样,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纳入到政治纲领之中。

非常巧合的是,司徒雷登1948年3月17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也用了“高潮”一词,却完全是另外的涵义。“政治与军事的崩溃正接近早已预料的高潮。”“人心沮丧、恐惧、疯狂地想从毁灭中拯救些什么,这些情况正加速发展,同时心理上又不知所措。”[32]173、174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写道:“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42]3076尽管如此,国民党仍于3月29日召开“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总统,并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蒋介石在会上旧调重弹,仍说要“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内”消灭中共。

中共中央在“双十宣言”中虽然发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但并不等于说成立联合政府已摆上了议事日程,这只是中共与各党各派共同奋斗的一个目标。

在这次会上,有人又提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则认为时机不到,因为7月25日电报中所说的三个时机并未同时具备。他指出:第一个时机所涉及的“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16),因而成熟了一些,但并未完全成熟;至于第二个向江南进军的时机问题,尚未成熟;第三个时机的人心问题,最近一两年“蒋介石很孤立,群众站在我们方面”,因而得以根本解决了。因此,他强调仍然要着眼于“全面长期”的打算,不能过急考虑。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赞同毛泽东的看法,周恩来强调要“切忌骄傲”,因为“我们才四分天下有其一”。会议决定:“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17)毛泽东的阐述和会议决定,使中共高层统一了认识,因而任弼时指出“会开得好,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18)。

就在蒋介石仓促登上总统宝座的时候,毛泽东却在3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通报中再次指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是恰当的时机呢,毛泽东给出了更为具体和明确的回答,那就是:“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在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43]1299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讲到中央政府的成立时间,可见成立中央政府的问题已在他的考虑之中。随后,中共的一个重要举措揭开了筹备建国的序幕。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向会议提交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中还说,从现在到明年一年内,国内形势还会有很大变化,有利于我们。革命的长征已经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高潮主要表现在战争的胜利,但战争仍是长期的,这样大的国内敌人和美帝国主义,不会甘心于失败的。战争还要准备四五年,也可能还要长些。

十二月会议召开后,中共中央离开多年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入住晋察冀解放区的西柏坡。这是从西北走向华北、再从华北走向全中国的重要一步,因此标志着中共中央在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的一步。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认识,中共中央1948年3月20日发布了《关于情况的通报》,明确指出该年内“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只有在下列诸条“之后”才予以考虑:其一,1948年年内蒋介石召开片面的国民大会选举他当了总统,其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其二,在人民解放军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即占领北平、天津之后;其三,在长江以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之后。这三个时机成熟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同时,中共中央还指出“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9)。这即是说,中央人民政府不用等待完全消灭国民党军的1951年7月后才成立,只要这三个时机成熟了即可在1949年成立。

为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并为将来成立中央政府准备条件,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措施。毛泽东强调,必须“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他说:“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更大的统一。”[44]86-87首先是建立报告制度。1948年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规定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以及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等。这一制度的建立,对于统一党的意志和纪律,保证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影响,作用不可低估。其次,作为加强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3月20日通报提出了准备成立华北政府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将统一在一个党委、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中央局。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通过了《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村、县人民政府组织条例》,并民主选举董必武等27人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依照人民代表会议的原则,积极探索各级政权建设的经验,为中央政府的建立在组织上做了准备。再次,为统一解放区的财经工作。1948年7月初,在华北财经办事处基础上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建立财政管理的规章制度,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12月初,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以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并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最后,统一全军的编制体制。1948年10月和1949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指示,统一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及部队番号,全军随后进行整编,对部队重新进行装备和训练,正规化建设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所有这些,都为建立统一的中央人民政府准备了必要条件。

在十二月会议上,又有人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毛泽东仍认为条件不成熟,会议为此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中国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获得休整的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二、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这说明,毛泽东一方面科学地预见中国革命的高潮将迅速到来,中共即将迎来执政全国的局面;另一方面对于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又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二、一九四九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进一步明确

三、五一口号与新政协的筹备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也是吸取当年在江西时期过早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府,面积人口都很有限,虽然模仿苏联组建了政府的各个部门,但这些机关有的仅具有象征意义。既然已是一个“国家”,自然就有了相应的疆域,作为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的红军,就承担了守卫疆土的责任。如此一来,使原本灵活作战,尤其善于运动中歼敌的红军,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堡垒政策无法进行外线作战,另一方面又担心一旦自身转入外线作战,国民党军会乘机占领苏区(这将意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没有固定的疆土了)而不敢离开根据地。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就已经不单是从军事上打破敌人“围剿”的问题,而是在反“围剿”的同时,必须千方百计扩大这个共和国的疆域,至少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个共和国的疆域。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冒险主义,反“围剿”后期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保守主义,都是由此而来。正因为害怕这个共和国的丧失,故而在反“围剿”的过程中患得患失,既不敢大踏步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亦不敢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在越来越被动的形势下,要想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唯有战略转移即长征一途。历史证明,过早地建立中共领导的全国政权,并不利于革命进程的推进。

在上述三个时机中,第一个很快就成熟。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蒋介石片面召开“行宪国大”,当了总统。这不但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完全孤立了,也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识到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条道路”的存在。根据此一变化,中共中央立即于4月30日至5月7日在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自延安分开以来首次聚会,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大区负责人也与会。围绕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城南庄会议作出几项重要决定:其一,1948年冬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议题之一即讨论如何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二,成立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作为迎接新中国成立的重要组成部分(20)。其三,邀集全国各地的中间党派、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21)。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45]146。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宣传口号,而是筹备建国工作正式启动的标志。会前毛泽东致电刘少奇等,提出会议六项议题,其中就包括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4月27日,毛泽东致信北平市委书记刘仁,要他邀请北平民主人士张东荪、符定一、许德珩、吴晗等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将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等问题。“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今年冬季。”[9]3045月1日,毛泽东致信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指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而“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即政治协商会议。他在信中还提出了参加政协会议人员的条件,即“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46]90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和中共联名发起,会议决议必须参加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电报还提出了一个29人的初步邀请名单[47]197-198。7日,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目前尚是宣传和交换意见时期,尚未到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可“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与在港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48]199、308。6月13日,中央再电上海局、香港分局,要求就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人员等问题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9]315-316。充分表现了对民主党派的尊重。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进一步提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

这三项重大决定在会后被稳步推进。其中,七届二中全会随着局势的变化而于1949年3月召开,这里毋庸多言。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则“是试图以此作为一个国家的蓝图来试点的”(22)。因此,中共中央对其人事安排极为重视,以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董必武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其所属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是立足华北,“走向全国”(23)。此外,中共中央以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为契机,发出了著名的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同时,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指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协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拟订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24)。

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得到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自5月5日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致公党、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马叙伦称五一口号是“转捩时局的曙钟”。“全国一致在企望着卖国殃民的反动的独裁政权早一日消灭,新中国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早一日成立;在企望着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给一个鼓励和安慰的启示。现在是得到了。”[49]8、7收到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来电后,毛泽东于8月1日复电李济深等:“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并就召开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正式征询他们的意见[50]144。同日,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将毛泽东电文即送各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到解放区来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华北局精心组织和成功实施了接送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的行动。从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从全国各地和海外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解放战争进行两年之际,新华社的社论这样写道:所谓国民党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和扩大政府基础这一项戏法,在过去一年已经演完,在中国革命人民的怒潮冲击之下遭到悲惨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时局的基本主张,特别是五月一日所提出的没有帝国主义走狗及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不但获得了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也获得了中间阶层的热烈拥护。“中国人民的力量已经是变得更为强大了,不独在军事上取得了极为伟大的胜利,而且在政治上有空前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各民主阶层团结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周围,人民力量的发展,及其对于反动势力的进攻,已经是不可抵御的了。”“中国人民还必须准备继续作战争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斗争,才能最后解放全中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中国。”[51]328后面一段话,是毛泽东修改社论稿时特意加写上去的。

虽然中共中央并不打算在1948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但随着战争形势的日益向前发展,中共还是开始了执政全国的准备工作。1948年3月,毛泽东离开陕北前往晋察冀与中央工委会合途经山西临县三交镇时,曾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可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是我们“爬坡”到顶点,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在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同月,刘少奇在中央工委会议上也指出:目前的形势是准备和争取全国的胜利,不应只在口头上、思想上、精神上来准备,而且要在组织上、政策上、干部上、机构上、具体办法上来准备。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中共的这一号召立即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此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陆续北上进入解放区。

但是,这只是指开始讨论的时机成熟了,并非指成立的时机。中共中央在1948年5月7日的一份指示电中即指出:虽然已提出了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但这些在目前只是“宣传和交换意见时期”,并未到“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25)。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立足于最困难的考虑。中共中央在7月18日的一份指示中预计仍要再打三年左右,到1951年才可从“根本上”消灭国民党军,建立新中国。著名的新华社“八一”社论即《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也强调全党还必须艰苦奋斗至少三至四年。(26)即是说,要有到1951年甚至1952年才能打倒蒋介石的心理准备和吃苦准备。

在西柏坡的政治局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任务。他在报告中专门讲到了中央政府的问题,说: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要开一次会议,现在开始准备,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毛泽东指出,未来国家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只有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于未来国家的政权制度,毛泽东也明确表示,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52]135-136这是毛泽东正式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来代替原来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10月10日,中共中央通报全党,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53]1347。11月,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的人民共和国。”[54]1359

“铲地基”到“起房子”:“已完全有把握战胜国民党”

“八一”社论在国统区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学生“觉得三四年时间有点多了”,因而“着急了”。国民党内部有两种想法,一种是蒋介石企图“拖延战争”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好借助美国之手消灭中共,或者“为自己找一条退路”到台湾去;另一种则认为“共产党的估计太谨慎了,实际上不用三年国民党的统治就会垮台”(27)。

自1948年9月始,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主要战场上发起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150余万人,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辽沈战役一结束,毛泽东便及时修正了对战争进程的估计,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55]1361而在国民党方面,则是“京沪震动,人心惶惶,阴沉气氛弥满全国。”[56]642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宣称愿意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并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军队等条件。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中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57]13751月8日,南京政府外交部向美、英、法、苏四国发出照会,请求其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美国和苏联先后表示拒绝。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提出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的八项条件⑥。他在党内指示中指出:我方提出之八个条件是针对蒋介石五个条件的,双方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58]30; 538。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发表谈话,拥护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张奚若、曹靖华、费孝通等北大、清华教授也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拥护[59]15。稍早,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指出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60]16、21九月会议后提出“准备”在1949年成立中央政府,此时宣布“必须”在1949年成立中央政府,用词的微妙变化表明建国步骤的加快。

到1948年6月底,经过两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127万发展到280万,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对比,已从战争开始时的1:3。37,变为1:1。3,并且经过新式整军风运动士气高涨;武器装备也得到极大改善,已经具备攻坚作战能力。解放区的面积已达到13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24。5%;人口1。68亿,占全国人口的37%,在广大的老区、半老区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判断,再过三年左右就可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了。7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揭破敌人的和平阴谋的指示》中指出:“依据过去两年的作战成绩,加上今后的更大努力,执行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政策,大约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自己及全国人民就可以永远过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在战略决战发起时,中共中央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这是中共中央离开延安以后召开的首次政治局会议,也是抗战胜利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28)。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针对“八一”社论引起的反响,他再次解释了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间问题,简洁明了地宣布:“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句著名论断蕴藏着下列丰富的辩证思考:

与此同时,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还在大批民主人士由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之前,中共中央就于1948年9月18日电示东北局,要热烈欢迎前来的民主人士。东北局主要领导要与他们正式商谈,征询他们对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时间、地点、人选及议程的意见。9月20日前后,中共中央提出了拟从香港、上海、北平、天津等地邀请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名单。10月1日,毛泽东致电爱国侨领陈嘉庚,请各界侨胞就新政协召开提出意见。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慰问第一批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表示“一俟各方代表大体到达,弟等即当趋前候教。在目前准备期间,弟等已托东北局负责人高岗同志等与诸先生面洽一切,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9]350到1949年3月,共350余位香港民主人士分四批乘船北上,到达解放区。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数十位民主人士也分别在1948年11月底之前进入华北解放区,到达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平山李家庄。为迅速商定政治协商会议的程序问题,10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包括应成立一个筹备会负责新政协的筹备和召集,以及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和地点、应讨论的事项、新政协的参加单位等内容。这个草案是与已到李家庄的平、津民主人士商讨后形成的。中共中央又指示东北局和香港分局,就草案征求在哈尔滨和香港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请他们提出参加政协会议的名单。章伯钧和蔡廷锴提出,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一重要意见为中共中央采纳,11月3日复电东北局:“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并特别强调,“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61]219。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里所说的5年左右打倒国民党,是从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算起的,预计到1951年中便可完成消灭国民党军主力的任务。对于这一问题,他在为会议作结论时又补充说,所谓蒋政权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我们一时打不到江南去也不要紧,蒋的力量80%在江北,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把他打倒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讲到了成立中央政府的问题。他说:“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要开一次会,现在开始准备。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名字,或叫临时中央政府,或叫中国人民解放委员会,其性质都是临时性的中央政府。究竟叫什么,到那时再定。”(《毛泽东文集》第5卷)

其一,建军500万,五年左右打倒国民党是可能的。一方面,人民解放军已由120余万人增加到280万,如在此基础上再增加220万人,就能达到建军500万的目的。另一方面,根据解放战争前两年歼敌正规军189个旅、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及特种部队270余万人的经验来看,今后每年歼敌正规军100个旅左右是可能的,五年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及特种部队700万人左右也是可能的。只要做到了这两方面,就不但可以“从根本上”而且“能够全部地完全地”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29)。

11月25日,中共代表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就新政协达成如下协议:新政协筹备会由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筹备会的任务为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起草文件和召集新政协正式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俟筹备会开会时正式通过;筹备会会址预定为哈尔滨。关于新政协参加范围及任务,决定:一、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二、新政协举行时间在1949年,具体时间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三、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问题是共同纲领的制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59]9。

同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将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决定向全党通报,并且指出:“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五百个旅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七百五十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现在,我们正在组织国民党区域的这些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选集》第4卷)

其二,“根本上打倒”与“全部打倒”两者的含义不同。“全部打倒”,指“一切角落都扫光”了;“根本上打倒”则不然。比如,攻占了济南,表明在山东“根本上”打倒了蒋介石,但不能说在山东全部打倒了(30)。依此类推,攻占了北平、南京、上海等这样的大城市,可以说蒋在全国被根本上打倒,但不能说已被全部打倒。以此来看,前述中共中央之所以将攻占几个头等大城市作为时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在于它是蒋介石被根本上打倒的标志。

四、七届二中全会建国构想的实现

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快。1948年10月31日,辽沈战役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在致林彪、罗荣桓等人的电报中提出:“中央九月会议规定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因为战争迅速发展,可能提早一年完成。”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此役共歼敌47万人,使东北全境获得解放。更为重要的是,辽沈战役的胜利使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到这时,国民党的全部军队包括陆海空军、正规军非正规军、作战部队和后勤机关在内,只有290万左右的人数。人民解放军则增至300余万人。毛泽东认为“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其三,尽管五年打倒国民党是可能的,但中共中央还是立足于艰苦和长期的打算。五年,从1946年7月算起,到1951年7月。五年左右,“就是说也许不到五年,也许五年多一点。”(31)虽然公开宣传时可以说“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但最好讲“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里的“大约”、“左右”和“根本上”几个词语,一个也不能去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像“八一”社论那样“使人更沉着、更努力些”(32);同时,不要使人觉得胜利遥遥无期而“愁眉苦脸”,也不要使人误解为已经明确哪一天就要胜利而“喜笑颜开”(33)。

由于元旦文告列出的和谈条件为中共严辞拒绝,面对内外困局,万般无奈的蒋介石“决心下野,重起炉灶”⑦。就任代总统的李宗仁1949年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表示可以中共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目的却是半分天下,划江而治。2月14日,由李宗仁组织的,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平,邵力子以私人资格随团前来。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会见代表团,就国共和谈及通航、通邮等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就正式和谈达成八点秘密协定②。颜惠庆等携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信返回南京后,南京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等人组成的和谈代表团,于4月1日抵平。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会见张治中。毛泽东同张治中谈到了战争责任问题,对张说:重庆谈判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等,都是你亲自参与缔造的,谁撕毁这些协议,谁首先发动战争,你比别人清楚。这不是我们要提的要求问题,而是客观历史自行鉴定的问题,完全否定他们,全国人民是不会同意的[59]21-22。还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62]97。13日晚,双方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中共方面派出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是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为代表)。15日,根据中共提出的方案草案,吸收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修改意见,双方达成《国内和平协定》。张治中后来说:“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63]843其间,周恩来几次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报告国共和谈情况,征求对《国内和平协定》的意见。

基于这一估计,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提到了议事日程。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提出:“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4卷)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会议,讨论形势与任务问题,会议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中指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

可见,中共中央表面上仍然坚持小河会议以来提出的五年打倒蒋介石的时间表,实际上信心和语气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确信五年内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毛泽东即指出,过去讲的五年时间只是可能性,现在讲的则具有确定性(34)。在这种信心下,九月会议讨论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间安排。毛泽东提议:第一步,着手准备,1948年下半年或1949年上半年召开新政协会议;第二步,在战争第四年即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期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这一计划的特点是:

1949年1月底,中共方面还接待了一个重要人物的秘密来访,他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为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曾于1947年初和1948年4月两次提出准备访问苏联,斯大林出于对战争发展和毛泽东途中安全的考虑,建议毛泽东推迟访苏,他将派一名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1月31日至2月7日,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64]207。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米高扬举行了正式会谈。毛泽东围绕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问题,系统阐述了中共的立场和看法。他着重谈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新政权的性质,简单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名义上不这样叫。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二、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为此,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国家建设的课题对于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三、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青年们踊跃参军,加上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缴获的武器、物资也不少。解放军本身也需要逐步现代化。将来中国无需维持过于庞大的兵力,而应实行寓兵于民的方针。四、我们这个国家,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有了秩序,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五、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目前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此外,毛泽东还谈到了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共党内的状况与党的独立自主方针等[65]376-383。中共领导人对米高扬来访高度重视,显然是要通过他让苏联特别是斯大林对中共的立场和主张、新中国的内外政策有清晰准确的了解,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中共新一年里的十七项任务,包括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1月8日,他在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于是,中共加紧了“起房子”即执政全国的准备工作。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筹备新政协,就是其中的重要准备。

其一,按照五年时间表,1951年中期推翻国民党政权,中央人民政府不待完全打倒国民党后成立,其间有相当一段时间会形成两个政府对立格局。因此,这个政府的名称只能到时再定,但无论是叫“临时中央政府”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委员会”,“其性质都是临时性的中央政府”(35)。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此时距党的七大召开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年。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次会议的任务包括: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草案,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批准军事计划,决定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外交政策等[66]235。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方针,要求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还阐述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指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提醒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他郑重宣布: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67]1435、1437。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也在会上作了发言。13日,毛泽东作总结讲话,强调新中国将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但在内容上,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是有区别的[68]265。他还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69]589、836。毛泽东宣布政协开会地点改为北平,新中国亦将定都北平,是因为北平已于1949年1月下旬和平解放,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民主人士说,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就要垮台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不去建立新政府,在中国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因此,抓紧夺取全国政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70]200。2月25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管会、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北平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欢迎由东北、天津、石家庄来北平以及留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西柏坡移驻北平。此时距他们从陕北杨家沟向华北出发,正好一年零一天。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退回来就失败了[64]222。

其二,由于国民党现有全部军事力量70%在第一线,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36)。即是说,1949年6月前不向江南进军,待实现《关于情况的通报》中所提出的第三个时机即长江以北的半个中国连成一片后,才向江南进军,中央人民政府于进军的过程中成立。因此,英国意识到中共中央考虑的是如何“向南方发动攻势,以获得尽可能多的领土”,从而希望“在1949年的仲秋达到建立政府的阶段”(37)。

4月20日,南京政府复电,拒绝接受协定最后修正案。翌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71]1451。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强渡长江,于4月23日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国民党划江而治的企图破产。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此曾无比痛心地说:国民党“从其执政伊始就容忍了各级官员的贪婪受贿、懒散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一句话,那个被它推翻了的腐朽官僚制度的一切弊病它全都有了。抗战胜利后,为了集中军队和秘密警察的力量去摧毁共产主义,那些弊病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政府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甚至失去了威望。当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地向长江挺进时,宏伟的江防计划在政治纠纷、叛逃、出卖和混乱的撤退中成了泡影。”[72]236

这也是一个重大变化,因为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问题,而九月会议则将其“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38)。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1948年10月10日向全党发出通知,明确宣布准备在1949年召集新政协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39)。这样,1949年内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间进一步被确定下来了。

政协共同纲领是政协最重要的文件。还在发布五一口号倡议召开新政协时,中共就提出要制订为参加新政协的各党派、各团体所认同的纲领政策。1948年11月前,中共完成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两个稿本的起草。因战争正在紧张进行,两个稿本的重点在动员全国人民力量支援战争上面。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追击,战争即将结束,共同纲领的重点必然要转向建设方面,原来的两个稿本“已不适用”[73]9-10。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周恩来担任组长的第三小组负责共同纲领的起草。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章系统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阐明了新中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关系、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国家的前途等问题,为起草《共同纲领》提供了理论和政策的指导。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查阅大量资料,亲自执笔写出共同纲领草案初稿。8月22日,送交毛泽东审阅。考虑到新政协与旧政协在缘起、性质和任务方面的区别,它已经具有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且作为将长期存在的、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共经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协商,将新政协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因此,共同纲领也由《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从中共提出初稿到最后定稿,共经过七次讨论,充分吸纳各方意见。9月,毛泽东直接指导和参与了共同纲领草案的修改定稿。草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它给新中国制定了政权机构、军事制度和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政策的总原则,并且规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个草案为9月17日召开的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接受。共同纲领是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是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新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的施政准则。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74]357。

三、一九四九年下半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明确

新中国的成立,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建国后繁重的建设任务,也需要苏联的经验和援助。为此,中共中央于5月初决定派出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秘密访苏。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党内指示,指出:“不久,中国人民的中央联合政府将要组成,中国将要进入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时期。中国革命向来都得到苏联的援助,这种援助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国转入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以后,中国人民将从各方面得到苏联更大的援助,中苏两国人民的亲密合作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⑨6月21日到8月25日,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和经验;争取苏联及国际社会对新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为毛泽东访问苏联做准备,为建国后中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共在建国前夕采取的重大外交步骤。访问期间,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书面报告。报告通报了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外交问题与中苏关系有关的问题。稍后,刘少奇又致信斯大林,就学习苏联、要求苏联援助的有关方面提出8个问题。[75]35-36刘少奇共与斯大林进行了6次会见和会谈。斯大林表示,他完全赞成中国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赞成在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政体,赞成中共采取的外交原则。斯大林还就苏共在中国抗战结束后所提出的一些不恰当的建议表示了歉意,并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76]1-18。斯大林曾向刘少奇询问准备何时成立中央政府,刘说成立中央政府要在1950年1月,斯大林提出要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65]419。经过商谈,苏联同意提供年利率为1%为期5年的3亿美元贷款,为新中国建设自己的海军和空军提供帮助,派遣专家帮助新中国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文化教育。这次访问对于加强中苏双方的理解与信任,对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948年九月会议闭幕后,中共中央为准备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特别提到了三年前召开的旧政协。“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77]342-343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其一,加快步伐,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至九月会议召开前,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已召开,《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已颁布。九月会议召开后,华北人民政府即于1948年9月26日正式成立。国民党高度关注华北人民政府成立的每一步,猜测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在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前,它就认为中共中央“已在逐渐由地方政府向递嬗为中央政府的途中迈进”(40);在华北人民政府1949年2月上旬迁往北平后,它敏感地认为“中共之人民政府已正式宣告成立,并决定以北平为首都”(41)。

抗战胜利后的第四年,从旧政协到新政协,从旧的联合政府到新的联合政府,中共完成了自己的建国宏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轮回,而是一个质的巨变,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四年前所有的人都未曾料到的。

其二,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的代表人士到解放区,协商新政协召开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事宜。从9月到12月25日,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许广平、沙千里、陈其尤、李济深、章乃器、茅盾、马叙伦等民主人士分四批应邀北上。来到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提议“及早准备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接管全中国”,并认为由于新政协之召开是产生中央人民政府的先决条件,新政协宜于1949年二三月间召开。(42)1948年11月上中旬,即将北上的李济深也多次发表了新政协“很可能两三个月在北平举行”(43)的谈话。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提议1949年召开新政协,但“究在何月举行”,由新政协筹备会根据“各方代表到达之情况”而定(44)。经过协商,1948年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同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李德全、朱学范八人,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即著名的“一一·二五”协议,采纳了中共中央的提议。

注释:

在北平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后,如果各方代表能于二三月间到,新政协会议即可召开,中央人民政府也可能于上半年成立,这可以说体现了民主人士的主张,前述国民党的敏感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不可能在上半年成立,因为除了向江南进军这个时机还未成熟外,主要是一些代表因南北交通还被阻隔而不能顺利到达北平,尤其是宋庆龄还未决定北上,中共中央还要做其工作并必须“等待着”(45),中共所拟草案的提议强调的就是此点,这表明中共中央在1948年11月就初步决定了中央人民政府于1949年下半年成立;决定新政协何月召开的筹备会,没在年初成立而在6月中旬成立,也表明此点。

①1946年7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各解放区:“敌反共反人民的大内战已从二十九日围攻五师开始。我即将进行自卫战争。”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第637页。

在推行上述两项措施的过程中,“一个新的转折点”(46)到来。1948年9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了第一座国民党军设防坚固的大城市济南,标志着此后“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47)。到11月中旬,国民党军下降至290万人左右,人民解放军增至300余万人,前述中共中央所讲的力量对比的时机问题更加成熟。而三大战役的胜利,不但实现了九月会议提出的“把国民党军队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设想”(48),而且“奠定了人民解放斗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49)。

②《蒋总统秘书》,第3071页。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468页。

中共中央立即认识到“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50)。辽沈决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就指出九月会议规定五年左右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目标,“可能提早一年完成”。辽沈战役结束后,进一步指出九月会议的预料“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认为从1948年7月算起“已不需要再以三年时间”,“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51),即到1949年就可能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不过,中共中央口气上仍留有余地,只说“可能”、“根本上”、“大概”,并强调“尚需较多的时间”,才能“在全国一切地方消灭反动势力”(52)。

③两个宪法草案初稿是中共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1947年8月和10月在山西临县后甘泉村完成的,分别被称为甘泉初期宪草初稿和甘泉后期宪草初稿。

根据这一分析,中共中央更加明确了1949年下半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辽沈战役即将全胜时,计划1月至6月间攻占平津两市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夏季召开新政协会议,秋季“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53)。在新年献词中,中共中央把1949年视为“极其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将要进军江南,将要“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54)。在这里,中共中央的决策有了重大变化,一是改变了城南庄会议和九月会议成立临时性政府的打算,明确提出成立的是正式的中央人民政府,二是改变了前述《关于情况的通报》中提出的长江以北地区连成一片后就成立的计划,更加明确了要在进军江南的过程中成立。

④194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成立中央法律委员会的决定,其主要任务之一,是遵照中央指示,草拟有关全国性之法律大纲或条文。见《中央关于中央法律委员会任务与组织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563页。

为使全党明确此点,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通过并公布一份文件。会议于1949年1月6日至8日在西柏坡举行,这就是一月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就在于对九月会议以来的局势发展作出总结,提出了全党在1949年的奋斗目标,其中就包括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会议的要点如下: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801页。电报还对香港分局7月中旬才将各民主党派5月5日通电全文报告中央提出批评。

其一,更加明确“基本上打倒”与“全部地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含义。三大战役后,就歼灭国民党军主力来说,虽然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已被基本上打倒,但此时最好不要提,因为南京、武汉、西安等处“还有几个大仗要打”。而且,“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55)。因为即使新的九省即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大部解放了,国民党也“尚有几省”,因此“全部打倒则尚需时间”(56)。

⑥这八项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院;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9页。

其二,尽管全部打倒尚需时间,但肯定了在四年内能全部打倒国民党。中共中央在九月会议时认为不到五年即不到1951年就能取得全国胜利,只不过未明确说出来。在这里,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充满信心地宣布“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57)。九月会议上“不敢如此说”,现在可以肯定了。

⑦《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7日。转引自刘维开著《蒋中正的1949》,台北时营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63页。

其三,进一步指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是与进军江南同时进行的。毛泽东再次提出1949年夏秋之际渡江(58),在夏、秋、冬三季争取占领新九省的大部或全部;同时召开新政协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北平和平解放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准备向新政协提交的共同纲领草案和组成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草案(59)。

⑧协定内容是: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民,由中共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总之,随着国民党政权被基本上打倒的进一步肯定,中共中央更加明确了在1949年下半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一月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正迅速地从打倒旧政权向建立新国家转移”(60)。此后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选定中央人民政府在1949年下半年成立的具体时期了。

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欢迎苏联专家问题给党的组织及经济机关中党员的通知》

四、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1]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一月会议召开后不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1949年1月31日至2月7日来到西柏坡。他同毛泽东在何时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米高扬遵循苏共中央的指示,提议攻占南京或上海之后立即宣布成立,因为“此后共产党人就不必再像游击队那样神出鬼没,而是以一个政府的名义出面,这一定有利于进一步的反蒋斗争”;“即使在国际关系方面也是有利的”。毛泽东根据一月会议的决定,认为不应急于成立,预计4月攻占南京后也不立即成立,而“要到6月或7月份再说”。米高扬则坚持说“拖延过迟会削弱革命力量”(61)。

[2]毛泽东于苏联对日宣战后发表声明[N].解放日报,1945-8-9.

中共中央一度采纳了联共(布)中央的提议,在2月3日的指示中说,如果能于3月或4月攻占南京,就于攻占后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62)。即是说,春季攻占南京后即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必等待在攻占新九省的过程中成立。接着中共中央3月5日至13日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是中共中央从农村进入城市前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好准备。全会宣布,三大战役后“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因此在占领南京后就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定都北平(63)。美国注意到此点,把4月23日南京解放视为“政权易手”的一天,指示司徒雷登“等候中共政权建立停当之后返回华府一趟”(64)。

[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实际上,中共中央并未改变1949年下半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计划,本来打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通过涉及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两大草案(即共同纲领草案和组成中央政府的人事草案),但均未提出。全会只是决定了由毛泽东负责政府“主席团的总主席的工作”,周恩来“应加入政府,作为内阁总理性质的工作”,刘少奇、任弼时“不拟参加政府”(65)。这就表明,中央人民政府在南京解放后不会即刻成立。毛泽东4月8日在会见前来北平和谈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时进一步指出:“今后联合政府不知哪天成立,也许要两个月或三、四个月后都说不定。”(66)

[4]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之所以未改变原定计划,除了争取宋庆龄北上尚需时间之外,主要是基于两个相互联系问题的考虑:其一是争取西方大国的承认,以便“能够取得合法地位去进行国际活动”(67)。苏联对此极为不满,来华的苏联专家组负责人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汇报中指责说:虽然美英两国“一贯支持蒋介石政府”,但是中共中央“在1949年11月之前却幻想着这两个国家很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68)。其二是控制国土面积的大小,这是西方国家承认新政府的一个标准,英国驻美参赞格雷夫斯就强调英国在承认问题上特别要考虑“控制区域的大小”(69)。截至5月底,解放国土29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0%,人口2.75亿人,占总人口的57%,县级以上城市1043座,占县以上城市51%(70)。虽然人口与城市有一半以上,但包括两广、西南在内的大半国土尚待解放。

[5]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毛泽东文集:第4卷[M].

这两个问题反映了中共中央与西方对国民党政权被打到的标准看法不同。4月23日南京解放时,新华社宣布国民党政府已“灭亡”。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新华社社论宣布“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71)。6月6日,南京外事处长黄华受命向司徒雷登指出:“中美要建立新关系,美国首先应停止援助并断绝同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而对方回称:由于“国共两党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按照国际法”,“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72)可见,中共中央以南京、上海解放为契机,反复强调国民党政府已被推翻;而美国以国民党政府仍然控制一部分领土为由,不承认它已被推翻。

[6]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对“基本上打倒”与“全部打倒”的含义作了修改。一月会议决定夏秋冬三季攻占新九省的大部或全部,这时进一步包括粤、桂、川、滇、黔、康、宁、青八省,强调只有在攻占这八省之后,才能说“基本上结束了对国民党的战争”。至于全部打倒,要待解放台、琼、新、藏之后,而这由于交通条件与自然条件的限制,“还须要一些时间”(73)。

[7]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根据这一含义的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在基本上打倒国民党政府的过程中或之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同时,根据国民党政府的逃亡情况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共中央对成立的具体时间作了认真思考,逐步进行调整。

[8]王芸生、曹谷冰.重庆谈判期间的《大公报》.重庆谈判纪实[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宁沪解放期间,中共中央选定8月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并同各民主人士作了沟通,向美苏等国作了通报。5月18日,燕京大学毕业生钱家瑞奉命对司徒雷登透露了中共中央的决定(74)。5月下旬,周恩来同民主人士商议了新政协筹备会召开时期问题以及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问题(75),达成共识。7月4日,刘少奇对斯大林也明确指出8月的成立时间(76)。与此同时,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已成立。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中共中央之所以考虑8月成立,是因为:

[10]中央书记处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

其一,毛泽东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开幕词中再次宣布“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77)。这里的“一切条件”与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在全国的胜利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因为截至此时“基本上结束了对国民党的战争”的战略目标即将完全实现。

[11]中央关于和国民党谈判的第二次秘密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

其二,从5月算起,用几个月时间一方面进军华南,追击逃亡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准备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这两者大致到8月可见分晓,然后可以进军西南。5月23日,中共中央对大进军作出部署,规定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同时“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78)。5月30日,中共中央在给二野的指示中指出:出兵西南,“在确无外国武装干涉条件下才能最后确定。”(79)在能确定此前提之后,中共中央8月20日发出了进军西南的命令。

[12]必须实现双十协定.解放日报:社论,1945-10-19.

其三,英美两国认为国民党政府在8月会崩溃。英国5月14日“预料新政府将于三个月内宣布成立”,因为中共需要三个月解放华南(80)。司徒雷登5月3日致电国务卿艾奇逊,认为中共中央“随着国民政府控制区域日益缩小,在组成全国性政府的问题上会有具体的进展”(81)。美国国务院之所以要求司徒雷登8月初离华并同时公布白皮书,是因为它认为国民党政府此月崩溃了(82),而白皮书的公布,“暗示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以及对该政府的生存所应尽的义务已经了结”(83)。

[13]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毛泽东文集:第4卷[M].

但是,中共中央最终未敲定8月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原因也正在于蒋介石尚控制大片国土,而蒋也正是利用此点竭力争取英美对其支持,并阻挠英美的承认。7月4日,蒋对美国记者宣称:目前“沦入于铁幕内之中国土地与人民”,尚较1938年“对日作战一年以后所沦陷之地区与人民为少”(84)。1949年9月13日,他到成都又宣称:如果不是他还拥有西南并以之“随时可以予共匪以致命的打击”,中共“早就肆无忌惮,改国号废国旗了”(85)。

[14]中央关于遵照停战命令停止进攻坚守阵地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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