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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健:海外学者论新中国70年发展经验
分类:考古文学

内容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激起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兴趣。他们着迷于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奇迹,更着力于探询和解答“中国为什么能”。尽管他们研究成果中的立场、方法、结论错综复杂,但仍可以看出海外学者对中国发展成就的高度肯定,可以从中提炼出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经验”。

美国学者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和行动力,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赞赏有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与中共领导人的鲜明个性与有力领导密不可分,中共领导人的准确判断和恰当布局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在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前景表示乐观的学者中,罗米·金的研究视角独特,他通过分析在环境保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公众分别扮演的角色,指出在中国公共政治变革的压力几乎不存在,公众对中共执政的支持率很高,中共的前景无疑是值得乐观的。美国学者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也大多持乐观态度,认为中国共产党会带领中国进入新阶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发展的光明前景表示强烈期待。

关键词:

一、以本国国情为基点释放社会主义制度活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美国学者;领导人;研究;习近平;中共;党员;毛泽东;党建;前景

作者简介:

一些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以来的成就,与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是密不可分的。70年来中国的发展始终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释放社会主义制度活力;大力弘扬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凝练核心价值观,形成了“中国特色”。

在西方,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处于领先水平。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起步基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同岁,其以丰富的一手资料收集、各类科学研究方法的即时应用而在西方世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近年来,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开始更多地关注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总体来看,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肯定性评价越来越多。

沈传亮/苑晓杰

1.扎根中国实际国情谋发展。海外学者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参考苏联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提出自身发展计划。为了避免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弊端,1957 年中国就开始了权力下放。中央的部分指令供基层参考,基层结合地方实情进行执行。利用这种方法,中国的计划体系显得比苏联更为宽松,更能调动地方活力。

一、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意识

【作者简介】沈传亮,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 100091;苑晓杰,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大连 116029

例如,墨尔本大学经济系教授郜若素,在2018年出版的《中国40年的改革与发展:1918-2018》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是“奇迹”,中国在不断根据自身发展情况进行政策调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在《中国改革经验的启示》一文中认为,发展的初始条件很重要。其对中国改革的研究强调了基于本国经济、制度和社会条件在制定政策和推行改革方面的重要性。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诺兰和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专家罗伯特·艾莎则撰文指出,从对中国和苏联经济改革经验的系统比较而言,两国改革的不同结果表明,对本国经济基础等其他方面上坚持的差异,使中国产生比苏联更快的增长。

近年来,美国学者在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研究上出版了大量著作。杜克大学阿里夫·德里克教授的《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纽约大学熊玠教授的《习近平时代》、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斯·特里尔的《习近平复兴中国》都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从一个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国家,变成一个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发展中大国,60年来中国实现了令世界惊羡的“美丽转身”。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很多国外学者尤其是中国问题专家,纷纷撰文对新中国60年给予评析。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国际行动理事会”上海会议上强调“对于世界各国的发展,并不存在万能的个案。对美国,对拉丁美洲,对非洲,对中国,对欧盟,都是如此”。高度肯定中国基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自身发展政策的做法。

美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研究体现了美国学者经世致用的取向,他们研究理路深刻而具体,既有国家政策层面的宏大叙事,也有领导人个性风格的微观刻画。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三大改造,推动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哈佛大学终身教授麦克法夸尔对毛泽东评价颇高,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完成了对苏联模式的超越”。(麦克法夸尔:《〈中国季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季刊》2006年第188期)麦克法夸尔高度肯定了邓小平务实的工作作风,他认为,1982年邓小平开始使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这是从战略高度构建符合中国自身特征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要从本国国情出发,逐渐摆脱苏联模式,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形成中国特色。傅高义对邓小平的历史功绩给予充分肯定,“邓小平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改革家,他也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能从中国现实出发,不一味强调意识形态。他讲究成就,不要争论,因此能改变当时中国落后的面貌。”(吴小曼:《对话傅高义:“帮美国人了解中国改革”》,《华夏日报》2013年5月20日,第35版)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强经济新常态建设,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深化“五大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也得到了美国学者的高度赞扬。美国学者瑞安·米切尔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同时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从而使得当今中国出现“最新发展”。(瑞安·米切尔:《中国崛起的韧性与脆弱性》,《马克思与哲学评论》2015年6月19日,第2版)

一、理性分析新中国六十年取得成就的原因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魏昂德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文认为,中国的发展具有高度的道路依赖性,主张扎根中国实际对制度设计采取更灵活和渐进的方法。墨尔本大学经济系教授郜若素总结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如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始于农业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改革和发展进程具有广泛优势,这可以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从集体农业逐步转向家庭农业,逐步放松对国有企业的限制,甚至具有革命性的“开放战略”,集中于扩大中国东南沿海几个省和特区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这均体现了“中国特色”。

美国学者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和行动力,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赞赏有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与中共领导人的鲜明个性与有力领导密不可分,中共领导人的准确判断和恰当布局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教授谢尔·霍洛维茨撰文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的战略策略,并指出这种战略的延续性对国家的稳定、团结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他们认为,毛泽东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战略方针颇具远见;同时坚持中国各民族团结,增强了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杜绝汉族大民族沙文主义,避免国家分裂。(谢尔·霍洛维茨:《稳定中国的西部:对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和新疆地区治理策略的解释》,《中国政治学评论》2015年第4期)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维护了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团结,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通过接受访谈和发表文章的方式,既表示认同新中国6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又对中国成功的原因作了深入分析。

2.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成就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密不可分的。苏联的失败主要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坚持,中国的成功则是因为其拒绝推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中国的改革没有遵循其他国家的改革路线,而是基于本国国情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孟德斯鸠有句名言:“在建国之初,领导人塑造着国家制度,接下来则是国家制度塑造着领导人。”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加顿·阿什认为,中国经济政策和外交的前景与未来取决于由中国政治制度产生的决策水平的质量。(蒂莫西·加顿·阿什:《习近平时期的中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政治实践》,2015年6月1日)高度肯定了中国领导人对新中国制度构建和繁荣发展的卓越贡献。

美国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副院长杜克雷说,过去60年中国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发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惊人变化。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的巨变让人刮目相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巨变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方面的政策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为个人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①美国进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娜·哈奇甘指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发展道路艰难曲折。中国伟大的建设成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正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法国巴黎第八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皮埃尔·皮卡尔认为,过去美国模式曾经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而今中国成功探索到了另一种发展模式,并因此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目标。新中国成立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发展之快、变化之大是过去难以想象的。他说,一个拥有13亿人口、幅员如此之广的国家在短短60年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发展,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尽管中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国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发展之路。②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国分良成教授总结道,新中国60年,最大的成就有两个,第一个成就是摆脱了半殖民地状态,真正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自主。第二个是在历史上首次解决了全体人民的温饱问题。③

美国威尔逊中心研究员大卫·格拉尼克、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专家多罗塞· 梭林格都持类似观点:从国际共产主义视角下来探究中国经验,证明了制度改革的性质和完成程度不仅仅取决于改革策略,还取决于指导思想和制度本身。在改革的早期阶段,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基础可以阐明基于市场运作的发展模式,并深深融入国家经济。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与目标的坚持。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导以市场为导向的新的国有企业蓬勃发展。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项目主席谢淑丽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中认为,中国没有进行政治体制变革就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逻辑和历史传统的超越。美国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学教授艾里克·哈维特在《中国季刊》发文,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避免了国家干预自由市场的陷阱。

美国学者对中共领导人尊重历史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勇气非常赞赏。美国丹佛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赵穗生教授就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表示肯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的论断,赵穗生认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拒绝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划分为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而任何这样的划分都有倾向于贬低毛泽东的借口。(赵穗生:《重新审视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当代中国》2017年第103期)习近平总书记主政以来提出“四个自信”,这是他对“三信危机”(信心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的有力回应,不仅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深刻的洞察力,也体现了他对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强烈责任感。

国外学者从国民性、执政党、历史传统等方面,对新中国60年取得成就的原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3.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凝练核心价值观。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教授马丁·雅克认为,新中国的价值观具有强烈的儒家传统文化渊源,比如国家和教育,都可以从儒家学说中找到出处。阿拉伯世界著名汉学家阿卜杜·哈姆迪认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坚持儒家思想等传统文化,以保留中华民族的民族遗产及思想特质。

美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强调集体智慧的思想表示赞扬。他们称赞邓小平强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得益于中共善于总结经验与教训,形成集体智慧,更核心的是在于中共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们非常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很多高级干部都有基层工作经历,认为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体察民情,扎实开展工作。中共十八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均有过长期基层经历,而这更促进了他们心怀民众疾苦,关心社会民生,制定政策时更多地将普通群众考虑在内,真正践行“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宗旨。

一是中国人的勤劳智慧。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洁教授强调中国取得这些成就的秘诀在中国人身上。他说,中国人骨子里就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工作非常勤奋。此外,也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每家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都很大,这使得劳动者队伍素质不断提高。国家间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中国既有亿万勤勤恳恳的劳动者,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④

曾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的裴宜理教授,在其论文《当代中国的文化治理:重新确定党的宣传》中,对中国政府和高校合力推进爱国主义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表示了赞赏。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荣誉教授万安玲在《现代中国》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注重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很多地方政府都建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校也经常性地开展相关教育活动,并将这些活动纳入学校的道德教育课程中。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研究全球高等教育专家安迪瑞·奥斯曼,在《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上发文指出,鼓励奉献和为国家服务的儒家思想,可以被视为区分中国高校与全球其他高校的“中国特色”的来源。

二是光荣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俄罗斯科学院亚历山大·萨利茨基研究员认为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存在着多种原因,主要原因是,中国提出并实施了综合性发展方案。这一方案伴随着中国尊重本国的历史。尊重历史和善于计划是两大特点,是中国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⑤巴西的巴西利亚大学教授阿尔热米洛·普洛科皮奥认为,中国成功的原因在于有光荣的历史和传统。⑥美国的考克斯指出,一个强大的国家必定有强大文化的支撑,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民族,虽然历经内忧外患,但根深叶茂的民族精神从来没有丧失,厚实的文化沃土所培育的创业和奋发精神总能伺机得到释放。

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弘扬促进培养爱国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增强国民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和坚持文化自信。例如,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政治系前主任托马斯·海贝勒教授认为,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动员中国人民投入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得克萨斯南方大学终身教授乔凤祥认为,中华民族前进道路的探索和选择、理想的树立和制度的确立等,都离不开对其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这也是凝聚海内外华侨华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内在基础和强大动力。

三是执政党强而有力。巴西圣保罗孔子学院院长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认为,建设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无疑是个很艰巨的任务,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样强有力的政党才能让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把国家建设作为每一个人的目标。苏丹喀土穆大学中文系教授奥斯曼·哈桑·奥斯曼认为,尽管中国面临很多困难,但中国共产党利用其集体智慧,制定了先进而完善的政策。

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注重以加强政治建设保障经济建设

四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总结经验教训中找到了正确方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中国发展的过程,是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国不仅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还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国分良成认为,正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中国才开始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在政治制度上也结束了领导干部终身制。⑦日本政府智囊机构——东京财团研究员关山健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是中国在经历挫折之后汲取经验教训而获得的结晶。中国正是汲取了计划经济失败的教训,果断而巧妙地利用市场的力量实现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腾飞。⑧

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的发展成就与中国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是密不可分的。70年来发展的“中国经验”表明,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政治建设保障经济建设;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将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相结合。

此外,有的学者从更广阔的层面,对新中国取得成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如比利时鲁汶大学经济学教授西尔万·普拉斯卡尔概括中国取得成就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是土地经营模式的转变,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第二是改革开放;第三是中国政府务实、渐进的方式方法。法国《欧洲时报》的评论文章指出,在中国道路的背后,是某种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为处于危机中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参照系。⑨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印度加尔各答总统大学经济学专家阿姆西·巴格奇在《政治经济周刊》上发文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点是政府将权力下放,以发挥经济活力。他认为1979年初的改革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有两个特点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是扩大企业的决策权;另一个是改革包含了广泛的领域,涉及农业部门、外资经济关系等。这两个特点帮助改革取得了更大成果。

二、对新中国六十年中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看法更加客观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社会学家伊万·塞勒尼指出,私有企业的出现是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重要标志。曾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匈牙利学者乔纳斯·科尔内也持相似态度,认为非国有部门的出现代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一些全新而重要的东西。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戈德斯坦等人认为,从城镇和乡村工业中可以清晰看出非国有部门的作用,这些私有企业是中国转型的重要成分,是极具活力的部分。

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国内学界对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虽有不同声音,但多数学者主张前后两个30年不可分割,不能否定前30年的成就,后30年的成就离不开前30年奠定的基础。⑩海外学者也对新中国两个30年的关系发表了看法,尽管其中个别论点值得推敲,但了解一下不无裨益。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教授巴里·诺顿在其论文《今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认为,中国的国企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使中国的国有企业部门更加金融化。企业被金融化,国有企业将越来越多地由拥有更清晰财务结构和利益的所有权机构控制,会更有效率。同时,国有企业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更多监督,这将被纳入公司治理结构,这意味着国有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任务和责任,以进一步服务于国家发展。

美国的布热津斯基指出,以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为界,新中国成立60年的发展历程可大体分为两个30年。而在第二个30年中,中国实现了快速和成功的转型。(11)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的弗朗索瓦·勒姆瓦纳认为,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前30年,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为代表性活动的30年,不能说是完全浪费的。因为在前30年里,中国“在卫生、健康和教育方面取得了进步,大多数年轻人如今得到了基本的教育”。(12)

印度学者阿姆西·巴格奇认为,中国新的经济发展策略寻求将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相结合,从而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成功。中国的创新很好地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在现存的制度设计中不断完善。中国的乡镇企业是这一特色的显著代表,其将公有制、自由进入市场与企业盈利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地方政府善于利用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和管理手段以促进当地增长,这适应了改革背景并且产生了惊人的经济增长。

国分良成认为,简单地看,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成前后两个30年。前30年的中国重视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体制;后30年的中国则以现代化建设为主,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前后两个30年的中国就像两个国家一样。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前一个30年对中国的发展没有意义。他说,放眼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不论处于哪个阶段,尽管采用的方式各不相同,但中国一直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迈进,那就是国家的富强。(13)

2.以加强政治建设保障经济建设平稳运行。海外学者对中国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研究。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戈德斯坦认为,基本的经济改革不会在没有政治改革的背景下发生。阿姆西·巴格奇认为,中国改革的中心任务在于建立以市场为控制机制的计划商品经济,“促进改革”的战略需要在政治经济体制中找到可释放的因素。中国改革的结果是释放社会主义体系中隐藏的潜力。同时,不断维持政治稳定,这促使了市场力量逐步发展,促进了财政稳定,为大规模外资流入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同时也为市场失灵提供了干预手段。

郑永年强调,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离不开前面的30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结构是前面30年所打下的。不管人们如何评价前面30年所犯过的错误,这个基础结构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很显然,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找不到能够使得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结构。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就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前30年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曲折,但也为后30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郑永年认为,“继续革命”可以说是共和国前30年历史的主线条。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尽管也有些制度上的创新(如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和苏联决裂),但总体上还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中国仍然孤立于(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国际体系之外。前30年为一个主权国家独立奠定了基础结构,但对如何建设这个新国家,前30年在为后人留下很多宝贵经验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前30年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很难有后30年的建设成就。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正因为计划、缺乏自由、封闭、贫穷的社会主义已经被证明为行不通,才使得无论是领导层还是中国社会普遍接受并追求市场、自由、开放和富裕生活等价值。(14)

海外学者认为,经济改革的政治限制是苏联式制度的“阿喀琉斯之踵”,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则不断改革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断成熟。印度学者哈努曼泰·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治制度中一直体现“民主集中制”,这可以在广泛地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迅速做出统一决策,政府效率非常高。

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指出,新中国建设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78年,主要任务是建设和巩固新中国。他说:“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样强有力的政党才能让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把建设祖国作为每个人的目标。”第二阶段: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加大了开放力度之后,中国开始发生深刻的变革。(15)古巴哈瓦那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胡利奥·A·迪亚斯·巴斯克斯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重要时期,即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尽管毛泽东时代出现了一些偏差,但为1978年之后大力开展四个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便利条件。(16)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在其撰写的《评估中国经济改革的复杂任务》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显著区别,在于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和参与远远多余大多数高收入的市场经济体,但这并不是直接控制。这种政府的参与程度可以保证经济政策发挥更多的效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亚当·西格尔,通过对对非政府性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研究,强调了地方政府在培育小企业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魏昂德则撰文指出,政府在中国工业的快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业。地方政府因为处于行政等级的下端,与企业距离更近,收集信息更为容易,可以进行更明确的财政激励和约束,对企业的监管能力更强,所以其优越性体现的更为明显。

三、对“中国模式”的认识日趋全面

3.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一些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国内发展情况和国际发展大势相结合。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延续性,促使西方公司放心地在中国投入资金购买设备和开办合资企业。中国在进行对内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首先是经济面向市场,向私有财产、私有企业以及外国开放。其次是中国人的海外留学、旅行以及电视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中国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同其他文化进行接触。在改革早期,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被派往或被允许出国留学,作为信息和变革推动者的渠道,使大量中国人和外国人了解与共享不同的发展经历。埃及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邵基·邵基·贾拉勒认为,改革开放意味着对世界开放,不断加强与各国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使开放成为中国国家发展和走向现代化的基础。

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问题专家库伯·雷默经过多年研究,首先提出“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此后出现了从不同角度定义和评论“中国模式”的文章和专著。这些作者对“中国模式”的解释并不相同,评论各异,其中既有客观论述,也有颇为“意识形态化”的论调。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海外学者再次撰文评说“中国模式”,对“中国模式”的认识更加理性和全面。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巴里·诺顿认为,中国在吸收了很多国外经验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本国内在的创新。美国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学教授艾里克·哈维特,运用产业政策理论分析了近20年来中国电信设备行业的发展。他对中国政府在塑造该行业中的作用表示了高度肯定:首先积极吸收利用外国先进技术与设备,然后推广中外合资企业,最终培育国内企业。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科夫·别尔格尔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在工业化进程中得到苏联的援助,但并未照搬苏联模式。中国在探索适合自身经济发展模式上付出了艰难努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中国在最近30年来取得的成果表明,它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17)

英国朴次茅斯大学学者雷拉·丘克伦在《中国视角》发文指出,中国不断从国外的规则和惯例中汲取经验,同时也将这些规范和经验中国化,以便更好地整合以使中国加入和参与世界性事务。密歇根大学莉迪亚·麦克马伦·莱尔德等人认为,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积极推动国家发展计划,并成为制定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领导者。美国学者金凯莉,在其撰写的《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角色》一文中认为,中国不断寻求参与当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的新路径,以自身能源管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做出贡献。

姚树洁提出,中国有独特的发展模式。从经济上讲,中国的市场和计划结合得很不错,虽然不是完美无缺,但确实在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说经济发展中制订五年计划就很有效。有个五年计划就像走路时有了目标,可以更清晰地规划一些大项目。而英国就没有这样的计划,每年只能靠预算来规划,效果就差很多。从行政管理上看,中国政府很有力量,能有效地贯彻经济计划的实施。中国发展的经验其他国家可以学习,但“中国模式”很难被完全模仿和复制。就像中国不能完全复制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一样。一方面这种模式基于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这样的模式和中国的社会文化条件密切相关。(18)

三、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凝聚起“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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