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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咸]汉晋唐时期农业综论
分类:考古文学

一我国是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又是在不断进取和发展的农业国家。汉晋唐时期农业研究,既要粗线条分区考察,又要相对微观地考察长达千余年内祖国大地农业生产不平衡发展概貌。上古时期,先人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依赖采集和渔猎活动,采集野生食用植物,渔猎野生动物,藉以维持人的生存。通过生活实践的摸索,逐渐认识到生物繁殖生长的某些规律,缓慢而又逐步地开拓了种植和饲养活动,使之有效地繁衍。人们学会了从事种植和饲养,农业的萌芽,带来了一场巨大的革命。由此先人们不再完全被动地依赖自然界,而是使自然界成为自己赖以生存的可靠的衣食之源。随着农业生产的出现,人们由被动适应自然,转变为积极地改造自然,以使自己的所需生活资料得到可靠保障,并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农作由是成为人们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作的经久不衰和生产力旺盛乃是全社会得以存在发展的基础,因而也就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汉人班固《汉书食货志序》云: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突出说明了中国农业渊源非常久远。唐人杜佑《通典序》云:理道之先在乎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他以伟大思想家孔子和管仲的言论证明自己关于衣食重要性认识的正确性。班固和杜佑都引用了《尚书洪范》八政一日食,二日货的文字,显示自己对衣食足的特别关切。唐人孔颖达疏解曰:一日食,教民使勤农业也。二日货,教民使求资用也。……八政如此者,人不食则死,食于人最急,故教为先也;有食又须衣货为人之用,故货为二也。由此看来,汉、唐人士极为关注群体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汉晋唐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以中原华夏民族为主体包括境内各个民族与各个阶级生产与生活特征的总和。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是农业生产的核心,它在整个农业生产中居主导地位。历史经验反复教诫我们,粮食收成的好坏直接制约着人们生活的丰窳以至社会的安定,它常常是社会治乱的晴雨表。粮食丰收,天下太平;灾荒年岁,社会动乱频仍;各种社会矛盾易于激化,从而极大显示了粮食的基础作用与政本地位。当然,并不等于说,农业生产就是粮食生产。秦汉以来,历代官府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虽另有其政治意图,但紧紧抓住粮食生产,劝课农桑,明文规定农为政本,不少受表彰的良吏多是在劝农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重农之政使中国这一古老的生产部门,得以在不同时代呈现出常新的面貌。我国国土幅员辽阔,各地自然环境大不相同,生殖情况千差万别。一般说,西北地方盛行畜牧,东南方域种植为重。战国秦汉以来,先后生活在北方缘边的诸族充分利用当地水草丰盛的条件,长期以牧(游牧、定牧)为生,基本上食肉衣皮;同时期南方不少地方,依阻山泽,以鱼采为业。自然环境的差异,造就了社会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在一定时期内,南北各地人们之间的生活样式存在着重大差异,不过,彼此之间并没有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内地农民以种植业为主体,但并非单一粮作制,而是以种植带动多种经营,桑麻林果,饲养家畜、家蚕,发展渔业。边境牧民以牧为生,也不排斥部分地从事农作,或是通过贸易获取粮食,并非单纯食肉衣皮。那些渔猎为生的人同样在努力改变其生活生产方式,积极进取。因地制宜以发展农业不是任何个人和集团随心所欲能够做到的。大量历史事实昭示我们,各种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并不是民族间固有习俗的差异,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和各个地域的特殊性息息相关。农耕和畜牧都离不开土地,我国上古的先人对此已有较深的认识。《尚书禹贡》分别谈到了全国各地的土壤。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中中;兖州,厥土黑坟,厥田中下;青州,厥土白坟,田上下;徐州,厥土赤埴坟,田上中;扬州,厥土涂泥,田下下;荆州,厥土涂泥,田下中;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坟垆,田中上;梁州,厥土青黎,田下上;雍州,厥土黄壤,田上上。这是战国时人按当时土地开发程度概略地判定全国九州土地质量的高低。《周礼职方》从另一角度谈到了诸州农畜所宜。扬州与荆州,畜宜鸟兽,谷宜稻;豫州,畜宜六扰(马、牛、羊、豕、犬、鸡),谷宜五种(黍、稷、菽、麦、稻);青州,畜宜鸡狗,谷宜稻麦;兖州,畜宜六扰,谷宜四种(黍、稷、稻、麦);雍州,畜宜牛马,谷宜黍稷;幽州,畜宜四扰(马、牛、羊、豕),谷宜三种(黍、稷、稻);冀州,畜宜牛羊,谷宜黍稷;并州,畜宜五扰(马、牛、羊、豕、犬),谷宜五种。这是对各地人们从事种植和饲养中积累的经验所做的总结。上述二书开列的九州名称互有歧异,具体所指地域也很难详究。但可反映出战国秦汉之际的人们,对全国土壤开发利用情况和诸州畜谷所宜,已有了粗略的认识与概括。所谓万物生于土,土是基础,植物生长和发育离不开土地,各种动植物的生育也不能脱离土地。为了突出主题,避免支蔓,奉稿有意不涉及诸如井田,爱田、授田、占田、课田乃至均田等田制方面的具体内容,以及有关土地制度性质方面的讨论。地域辽阔的中国,各地区生产发展不平衡是非常明显的。笔者想跨朝代摸索其发展变迁的轨迹,纵向探讨某一地域的农业发展,自然离不开特定的时间与地点。我国历代的政区划分,各朝互不一致(往往在同一朝代,政区前后变化也不小)。即使同一名称所指的地域,也常常是大不一样。如以某朝代的政区为标准,很难跨朝代进行研究。例如自汉至唐,历代都有冀州,(注:上引《禹贡》、《周礼》所记汉以前的冀州,其地理界限虽不明,肯定比汉代冀州更为广大,顾炎武《日知录》卷2《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云,尧、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南宋罗泌《路史》云:中国总谓之冀州,则是将冀州视为古代中国的别称了。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7页。)可是,汉代冀州包括了今河北省大部以及天津地区和山东省各一部分,西晋时,冀州辖地已较汉代有所缩小,所属魏郡等地已改属司州;北魏时,冀州仅辖今冀南衡水地区兼及鲁西北德州、乐陵地区;到了唐代,冀州实际辖地只有今冀中冀县附近小块地区。如果说研究冀州地区农业发展史,就不知从何着手。又如,同是扬州,在汉代,它包括了今江苏、安徽两省南部以及浙江、江西和福建诸省地。东晋时,已将汉、吴时扬州所属今江西、福建地区析置江州,扬州辖境已大为缩小。唐代的扬州只指今江苏长江以北与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长江以南的大地不再为扬州所属。因此,汉唐间的扬州研究也是无从着手。聊举事例说明,若以汉代某一政区为准立论,是很难明白该地区在六朝和隋唐时期的农业发展面貌。如果按目前我国现行政区为准,上溯进行考查,为当地现实服务,自是一种研究途径,它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但当前的不少政区划分与自然地理环境并不一致,以它为准进行研究,势必将同一自然地理区域割裂,显得相当别扭和不协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我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因此,笔者很同意谭其骧先生《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的历史疆域》一文所提出的许多具体意见,不能将历代王朝与中国划等号。他主编多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具体贯彻了众多富有开创性的主张,这是我撰写文稿时的重要依据。

五谷,古代有多种不同说法,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指稻、黍、稷、麦、菽;另一种指麻、黍、稷、麦、菽。古代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稻的主要产地在南方,而北方种稻有限,所以五谷中最初无稻。五谷原是中国古代所称的五种谷物,后泛指粮食类作物。 马、牛、羊、猪、狗、鸡被称为六畜,由来已久。《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畜宜六扰。郑玄注:六扰:马、牛、羊、豕、犬、鸡。南宋王应麟编写的《三字经》中也有: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有关中国史前经济形态的探讨一直是我们历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古人在描述理想的农业经济时总是提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可见获取肉食资源是当时经济形态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在研究中发现,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史前居民获取肉食资源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这里做一个概括性的比较。 黄河流域史前的居民在距今10000年左右完全通过狩猎、捕捞活动获取肉食资源。黄河中上游地区到距今8000年前已经出现两种新的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一种是以狩猎活动为主,饲养家猪活动为辅,一种是以饲养家猪活动为主,而以狩猎活动为辅,但家猪的比例一般在哺乳动物中占据60%左右。从距今6000多年以来,在全部获取肉食资源的活动中饲养家猪活动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直至占据80%以上。这种以饲养家养动物为主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一直持续到新石器时代的结束,只是在一些地区,家养动物的种类和比例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黄河下游地区的居民在距今7000多年前主要通过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饲养家猪活动占据次要地位。到距今6000年前开始变为主要通过饲养家猪的活动来获取肉食资源,并且在以后的整个史前时期一直保持这样的习惯。但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在黄河下游地区饲养家猪的活动在获取肉食资源的全部活动中所占的比例往往为50-60%左右,最终也没有像黄河中上游地区那样达到绝对多数。 我们认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河下游地区距今6000年以来的古代居民在主要通过饲养家猪的方式获取肉食资源上是一致的,但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古代居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饲养家猪获取肉食资源,而相比之下,黄河下游地区的古代居民在依靠饲养家猪获取肉食资源的程度上则偏低一些。 长江中上游地区自距今10000年开始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同样是完全依靠狩猎和捕鱼捞贝。到距今7000年左右出现饲养家猪,从那时开始一直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史前时期结束之际,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包含大量的鱼骨,注重捕鱼是这个地区史前时期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列举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实例,在距今约5500-5100年的大溪遗址发现墓葬69座,其中在一些墓葬里随葬有鱼。比如在153号墓的女性死者的双臂下各放一条大鱼,鱼长半米左右,几乎与死者的手臂一样长。这种以鱼作为随葬品的现象与这个地区注重捕鱼的行为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在中国其它地区是十分罕见的。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中除了鱼骨之外,野生动物的种类也很多,其中尤以鹿科动物的数量最多。可见当时的狩猎活动也比较兴盛,狩猎对象主要以鹿科动物为主。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饲养家猪在这个地区史前时期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活动中仅仅占据极其次要的地位。 长江下游地区的一些史前时期的遗址里也发现一定数量的鱼骨,这些遗址的鱼骨证明捕鱼在这个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活动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个地区自距今8200年前就开始出现家猪,但是从距今8200年前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各个遗址里出土家猪的数量始终很少,出土的动物骨骼中以鹿科动物为主的野生动物一直占据优势。但是在距今5000年至距今4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家猪骨骼在出土的动物骨骼中突然占据多数,显示出家猪饲养在这个时期成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活动。不过在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的遗址里,我们发现有回复到原来那种渔猎为主获取肉食资源的状态。如果把良渚文化时期出现的现象作为特例对待,长江下游地区在史前时期大致保持着以渔猎活动为主获取肉食资源的习惯。 我们认为长江中上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在主要通过渔猎活动来获取肉食资源、饲养家猪的比例很小这两点上,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但是长江中上游一些地区的史前居民注重捕捞体型较大的鱼,这在长江下游地区史前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活动中是少见的。而长江下游地区在特定时间段里饲养家猪的比例突然增加的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 我们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史前时期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活动进行比较,可以确定黄河流域的居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通过饲养家猪的方式获取肉食资源的特征和长江流域的居民主要通过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这样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国史前时期这两大流域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明显差异至少一直延续到先秦时期。在先秦时期的文献《周礼•职方氏》里把天下分为九州,在讲述各州的物产时提到,“东南曰扬州,……其畜易鸟兽,其谷易稻。正南曰荆州,……其畜易鸟兽,其谷易稻。河南曰豫州,……其畜易六扰,其谷易五种。正东曰青州,……其畜易鸡狗,其谷易稻麦。河东曰兖州,……其畜易六扰,其谷易四种。正西曰雍州,……其畜易牛马,其谷易黍稷。东北曰幽州,……其畜易四扰,其谷易三种。河内曰冀州,……其畜易牛羊,其谷易黍稷。正北曰并州,……其畜易五扰,其谷易五种”。这段文献里提到的“六扰”是指马、牛、羊、猪、狗、鸡等六种家养动物,而“五种”是指黍、稷、菽、麦、稻等五种农作物。我们看到各个州都有与农业活动相关的记载。但是就获取肉食资源而言,位于黄河流域乃至更北面的各个州主要依赖家畜,多的有六种,最少的也有两种。唯独位于长江流域的扬州和荆州则仅有鸟兽。当然,《周礼•职方氏》的记载是否完全属实还未成定论,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推测当时长江流域即便有家畜,其数量可能也相当有限,这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周礼•职方氏》对各个地区有家畜和没有家畜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们对史前时期各个地区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研究结果是可信的。 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是反映古代经济形态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自史前时期开始,包括家畜饲养在内的农业经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呈现出不同的状况,这种相隔距离不远的流域与流域之间的获取食物资源方式的差异构成了中国史前经济发展的独特现象,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史前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差异显示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北方经济要强于南方的事实。应该说,夏商周这三代王朝都建国于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和这个地区包括繁荣的家畜饲养业在内的农业经济的发达存在必然的关系。长江流域在长时间里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一直以渔猎为主,其农业也是单一的种植稻谷,这种简单的经济形态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个地区复杂社会的形成起到了滞后的作用。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历史看,黄河流域的农业经济要比长江流域的农业经济发达,这两大流域在经济上的差异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到西晋永嘉之乱以后,才开始出现真正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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