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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八节 鼠疫 阿尔贝·Coronation
分类:诗词歌赋

由于鼠疫而受到囚禁的人们就这样在整整一周中不断地努力挣扎着。其中也有一些像朗贝尔之辈的人,显然还存在着幻想,自以为仍是自由的人,可以自行作出抉择。但事实上可以说,到了八月中旬,瘟神的黑影已笼罩住一切。个人命运已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一边是鼠疫,一边是众人共同的感受。各种感受中最严酷的是分处两地和放逐之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和反抗情绪。在这热浪和疫潮双双达到顶峰时期,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总的情况叙述一下,并举些具体例子,谈谈活人的激烈行动,死者的埋葬经过和情人们两地相思之苦。那一年,六月刚过就刮起风来,一连几天疫城上空风势不衰。奥兰居民向来特别怕风,因为城市建在高原上,毫无天然屏障,因此大风能长驱直人,横扫街巷而威力不减。数月来,城里没下过一滴雨,到处罩上一层灰色外衣,被风一刮,纷纷脱落,尘土与废纸齐飞,不断打在越来越少的散步者的腿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些人用手帕或手捂住嘴,俯着身子在街上快步疾行。过去到了晚上,人们总是成群地聚在一起,尽力把日子拖得越长越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一天都可能是自己的末日,现在则不然,人们遇到的是三三两两地急急忙忙想赶回家去或到咖啡馆去的行人。几天来黄昏来得更早,街上行人绝迹,只听到不断的凄厉的风声。从那白浪滔天而从城里又见不到它的大海里吹上来一股夹着盐和海藻的气味。这座荒无人踪的城市,尘埃遍地,海水的味儿扑鼻,狂风呼啸之声不绝,宛若一座孤零零的岛屿在低声哀鸣。迄今为止,鼠疫造成的死亡在居民拥挤、条件较差的外围地区远远多于中心区。但它似乎骤然挨近市中心,侵人了商业区。居民们归咎于大风把病菌吹了进来。“它把事情搞复杂了,”医院院长说。不管怎样,当中心区的居民听到黑夜里越来越频繁的救护车铃声在他们的窗前经过,响起了瘟神阴沉无情的召唤时,就意识到轮到自己的时刻到了。在城里,人们又把某些鼠疫特别猖撅的区同其他各区隔离开来,除了工作上绝对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离开。住在这些隔离区里的居民当然要认为这项措施是专门要使他们难堪,不管怎样,对比之下,他们倒把其他各区的人,看成是自由的人了。反过来,后者一想到别人比他们更不自由时,在困难重重的时刻里便会感到某种安慰:“还有比自己关得更严的人呢!”这句话总结了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希望。大约就在这一段时期里,火灾次数有所增加,特别在西城门那里的娱乐中心地区。据调查,有些检疫隔离完毕回家的人,由于遭到飞来横祸,亲人死亡,因而精神失常,纵火烧屋,幻想烧死瘟神。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制止这种行动,因为这种纵火不断发生,加上狂风助威,使一些地区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人们尽管提出证据说明当局采取的房屋消毒措施已足够消除感染危险,但依旧无效,于是不得不颁布极为严厉的刑法来对付那些无辜的纵火犯。可是,毫无疑问,使这些不幸的人望而生畏的并不是徒刑本身,而是因为全体居民没有一个不知道判处徒刑等于判处死刑,理由是根据统计,市监狱中的死亡率非常之高。这种想法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理由很明显,瘟神打击得最凶的对象似乎就是那些一向过着集体生活的人:士兵、修道士和囚犯。在监狱中,尽管其中有些在押犯是单独监禁的,但仍不失为一个集体生活单位,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市监狱中无论看守人员或犯人都同样有被瘟神攫走生命的。在瘟神的傲慢的眼里,任何人,上至典狱长,下至最卑微的在押犯一概被判了刑。全监上下绝对公平,这也许还是第一次。在各种身份平等化的现象面前,当局试图推行一种等级制度,设想出一套颁发勋章给执行任务期间死亡的看守人员的办法,但仍解决不了问题。鉴于戒严令已经颁布,从某个角度看来,可以把监狱看守人员看作是动员入伍的军人,因此对这些死去的人员追发军功勋章。当然犯人对此不会提出任何抗议,但军界却不能同意,而且很有理由地指出,这样做法可能会遗憾地使公众思想产生混乱。他们提出的要求得到了同意,大家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死去的看守人员改发抗疫勋章。可是对以前死去的看守人员已经错授了军功勋章,也就不能再要回来,而军界方面对此却仍保持他们原来的看法;另一方面,抗疫勋章有它的弱点,起不到军功勋章能起的精神方面的作用,因为在疫病流行期间,取得一枚这种性质的勋章实在是不足为奇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另外,管理监狱不能像管理修道院那样,更不能像管理军队那样。城中仅有的两处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已暂时分散居住到虔诚的教徒家中去了。与此相仿,每当情况许可,一连一连的士兵便离开营房去驻在学校或公共建筑里。这样,表面上疫病迫使市民处于一种被围困者紧密团结的状态中,但同时却把传统的团体搞得四分五裂,使其中成员重又进入孤立状态,这些都造成恐慌。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大风劲吹,可想而知,必然也在某些人心头引起熊熊大火。深夜中城门又数度遭到袭击,但这次冲杀的是手持武器的小组。双方相互射击,伤了几个,逃出城去几个。守卫加强了,动乱很快平息,但已足够在城里引起一股暴动之风,出现了一些暴力的场面。一些出于防疫原因而被焚或被封的房屋遭到了抢劫。当然很难断定这些行为是否出于预谋。在大部分情况下,往往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机会促使一些素来令人尊敬的人做出一些应受谴责的举动,而且旁人立即群起效尤。比如:一所房子起火了,一些发狂的家伙会当着痛苦得发呆的房主的面,冲进那熊熊烈火还在燃烧的房子中去。看到房主没有反应,许多围观者也会学样。于是在被火光映红的阴暗街道上,只见许多黑影四处奔逃,这些影子在行将熄灭的火光映照下,肩上扛着各种物件和家具,一个个都变得奇形怪状。由于发生这类事故,当局被迫把出现鼠疫的状态当作戒严状态来处理,并采用一切与此有关的法律。两个盗窃犯被枪决,但这在人们心中是否产生效果颇令人怀疑,死人的事已司空见惯,处决两个人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根本不会被注意到。说实在的,此类趁火打劫的场面经常重复出现,而当局似乎视而不见。唯一能使全体居民感到震动的措施是宵禁。从十一点开始,全城一片漆黑,成了一座毫无生气的石头城。月光下,它的灰白色的墙和笔直的街道排列得整整齐齐,看不到什么树影夹杂其间,听不到行人脚步声或犬吠声。在这种情景下,这座庞大的静悄悄的城市只是一些死气沉沉、厚实的方形建筑物的聚合,在它的行列之间,竖立着一些默不作声的人像,那是被遗忘的行善之人,或是过去的大人物,如今封闭在青铜之中。唯有这些石质或金属雕像的模拟的人脸还在试图使人想起这里曾有过人类,虽然形象已暗淡了。在愁云密布的天空下,在死一般沉寂的十字街口,这些平庸的偶像,粗野无情的雕塑,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气概,象征着我们已进入了那九泉之下的幽冥王国,至少是象征这王国最后的命令,指示人们进入墓窟,那里鼠疫之神,沉沉的石块和漫漫的长夜将使一切声音消失。长夜同时也已笼罩了人们的心灵,市民们在听到有关埋葬事宜的传奇式的报道后增加了不安。埋葬的情况不得不讲述一下,笔者对此感到非常抱歉。他也知道免不了因此要受到人们的指责,他唯一能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就是在整个这段时期里埋葬的事儿是不少的,而且从某个方面来看,笔者也和所有同城的人一样不得不关心埋葬的事。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等于说他对此等仪式发生兴趣,正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活人的社会,比如说,海滨浴场。但是海滨浴场已被封掉,活人的社会整天胆战心惊地害怕不得不在死人的天地面前让步,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当然人们总可以想方设法不去看这个事实,把眼睛捂住,拒不承认,然而明摆着的事实却具有雷霆万钧之势,最终将席卷一切。有朝一日,当您的那些亲人需要安葬时,试问您有什么办法拒绝让他们人土?一开始,葬礼就有一个特点:快速!一切手续悉行简化,殡殓仪式一概取消。病人死时亲属都不在身边,守尸礼节又被禁止,因此晚间死去的人只能独自过夜,白昼死去的人则立即安葬。当然死者家属是得到通知的,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属是来不了的,因为如果他们曾在病人身旁呆过,则现在正接受检疫隔离,如果不是和死者住在一起的,那也只能按规定的时间前来,所谓规定时间,那就是出发前往公墓的时间,那时尸体早已擦洗干净,被放入棺材。我们假定这项过程发生在里厄医生领导的辅助医院中吧。这所由学校改成的医院的主楼后面,有一个出口。通向过道的一间很大的平时堆放杂物的屋子里,停放着许多棺木。在过道中死者家属可以看到一具灵柩,已盖了棺。于是立即进行最重要的手续:请家长在文件上签字。然后把棺木抬上汽车,可能是一辆真正的灵柩车,也可能是一辆经过改装的大救护车。死者家属上了一辆出租汽车——那时出租汽车还准许驶行,车辆沿着外围地区的马路风驰电掣一般开向公墓。到了城门口,守卫拦住了车队,在官方通行证上盖上一个戳子——没有这个戳子就无法获得市民们称之为“最后归宿地”的墓穴——然后闪过一边,让出通路,车辆就开到一方冢地边上,那里有许多墓穴等着人去填满。一位神甫在那里候着尸体,因为教堂里的宗教追思仪式已被取消。棺材在祈祷声中抬出车外,用绳子捆好,拖了过来,滑下穴去,碰到了穴底,神甫才挥了几下洒圣水器,第一铲土就已投在棺盖上,土屑乱进。救护车已先一些时候开走,以便浇洒消毒水。当一铲铲土投在棺木上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时,死者家属已钻进出租汽车,一刻钟以后又回到了家里。这样全部过程确是以最大的速度来完成而且把危险性也减到了最低限度。毫无疑问,至少在最初阶段,这种做法显然使家属心中感到难受,但在鼠疫期间,这也就无法考虑了:为了效率,一切都得牺牲。开始时,上述办法使居民精神上受到一定打击,因为希望葬礼举行得隆重得体的愿望是很普遍的,超过人们的想象。幸好不久食品供应问题变得棘手起来,于是居民的注意力就被转移到更迫切的问题上来了。如要吃饭,就必须排队,交涉,办手续,忙于此事后,就无暇顾及周围的人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以及自己有朝一日又将怎么样离开世界。所以,这些物质上的困难本应是坏事,后来却变成了好事。正如前面已看到的,如果鼠疫已停止蔓延,情况本当不坏。由于棺木渐渐少了,裹尸用的布和公墓中的穴位都不够用了,必须开动脑筋。看来,最简单的办法,而且还是从效率出发,就是埋葬仪式一组一组地进行,必要时救护车在医院和公墓之间多开上几个来回。在里厄工作的医院里,现存棺木只有五具。一等全部装满了,救护车就来运走。到了公墓,从棺中取出铁青色的尸体,装在担架上放在特设的棚中等着。棺材浇过灭菌溶剂后,又再运回医院;同样的操作重新开始,次数按照需要而定。这项工作组织得不错,省长颇为得意,他甚至向里厄表示,总的看来,这比历史上有关鼠疫的记载中所说的由黑人拉运尸车的情况要好些。“不错,”里厄说,“埋葬是同样的,但我们现在还做登记卡,这个进步是抹杀不了的。”尽管当局取得这点成就,可是目前履行的手续使人感到不快,因此省府不得不禁止死者亲友走近现场,只允许他们走到公墓门口,而且这还不是公开允准的,因为最后一项埋葬仪式已经有所变动。在公墓的尽头,在一块除了乳香黄连木,其他一无所有的空地上刨了两个大坑,一个埋男尸,一个埋女尸。从这点看来,当局还是尊重礼仪的,只是过了很久以后,迫于形势,方才连这最后一点廉耻之心也丢了:不分男女乱七八糟地往里堆,什么体统也不顾了。幸而这种后来发生的混乱现象出现在瘟疫已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现在报道的还是男女分坑时期的情况,那时省府对这一点还很重视。在两个坑的底部堆着厚厚的一层生石灰,沸腾着,热气直冒。坑边上生石灰堆得像座小山,无数气泡就在流通的空气中噗噗破裂。救护车运输完毕,担架排成行列抬了过来,让赤裸的。微微弯曲的尸体滑到坑底,大致上还是一具接着一具排整齐。这时先覆盖上一层石灰,然后掩土。泥土只覆盖到一定高度为止,以便留下地方接待“新客”。第二天,家属被叫来在登记册上签字,这标志着人和其他动物,例如狗,这两者是不同的:凭此日后还可核查。要完成所有这些工作,这是需要人手的,可是人手看来随时就要不足。这些护士和埋尸人员开始是公家雇佣的,后来是临时凑起来的,其中许多人也死于鼠疫:不管免疫措施多么严密,总有一天会传染上。可是仔细想一下,最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发生瘟疫的整个时期中,干这一行的人始终没有缺少过。最危急的时期是在疫情达到最高峰之前不久的那些日子,里厄医生那时确实不能不担忧了,因为无论是办事人员或他称之为干粗活的人,都感到缺乏人手。可是等到鼠疫真正席卷全城时,那过度的危害反而带来了方便,因为疫病破坏了全部经济活动,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者。一般情况下,无法从这些人中招募到办事人员,但对干粗活的人手却不必担心。从那时开始,贫困的力量超过了恐怖心理,尤其因为劳动报酬与危险程度成正比的缘故。卫生机构手头就有一连串的申请工作者的名单,一等有了缺额,就马上通知名单上开头的几个人,这些人除非在等待期间本人也成了缺额,否则是决不会不应召的。许久以来,省长一直犹豫着是否要动用判过有期或无期徒刑的囚犯来执行这项工作。但现在这一来,就可不必采取这个极端的办法,因此只要失业者一日不断,他就同意继续采用目前这种办法,以后再说。直到八月份为止,市民们总算能凑合着被带到他们的最后归宿地,虽然不一定诸事如仪,至少还不致乱不成章,而行政当局也因能尽到责任而心安理得。不过现在我们得把事件的后面一部分提前叙述一下,以便把最后所采取的步骤作一报道。从八月开始,疫情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死者的数字大大超过那小小的公墓所能容纳的数量。墓地的一部分围墙被拆掉,为死者打开一个缺口进入到邻近的土地上去,但仍无济于事,还得赶快另想别法。先是决定埋葬工作在夜间进行,可以一下子免去某些规矩仪式:在救护车里的死尸可以越堆越多。有些越轨的夜行者在宵禁时间开始后还逗留在外围地区(或是因工作关系而到那里去的),他们往往会遇到那些长长的白色救护车,飞也似地疾驰,暗淡无光的铃儿的当当声在深夜空荡荡的街上发出回响。尸体被急急忙忙地抛人坑中,晃动尚未停止,一铲铲的石灰便已压到了他们的脸上,然后黄土一掩,便把他们连同姓名一起埋葬完毕,而那些坑儿也越挖越深了。过不多久,人们不得不另作打算,扩充地盘。省府一纸公文征用了永久出租墓地,将挖出的尸体全部送往火葬场焚化。不久,死于鼠疫的人的尸体也不得不送去烧掉了事。为此,城外东郊的旧焚尸炉又得利用起来。站岗的守卫线又往外挪了些,有一位市府职员提了一个意见,建议使用过去沿着海滩峭壁旁的道路行驶的电车来运尸——这些电车当时已被搁置一旁,停止行驶。这一来大大方便了行政当局的工作。于是便把电车的机车和拖车内的座位全部拆掉,把路线改道,通向焚尸炉,这样焚尸炉便成了电车路线的终点站。在夏季末尾以及连绵的秋雨时期,每天到了子夜,就能见到这些没有乘客的奇怪的电车沿着海滩峭壁摇摇晃晃地驶过。居民们终于弄清楚了这是怎么回事。尽管巡逻队禁止人们走近陡坡,还是时常有人三三两两地钻进俯瞰海滩的岩石丛中,在电车经过时把鲜花扔进拖车车厢中去。夏日夜晚,一直可以听到这些载着鲜花和尸体的车辆颠簸行驶的声音。开始几天,曙光初现时,一股奇臭的浓烟弥漫在东区上空。根据所有的医生的判断,这种散发出来的气体虽不好闻,却对任何人都无害处。但该区居民却坚信这样一来鼠疫便会自天而降,纷纷扬言要离开居住地区,于是当局被迫设计出一套结构复杂的管道使烟雾绕道改向,居民方始安定下来。只有在刮大风的日子里,从东面吹来一阵难以形容的味道时,人们才想起周围环境不同往常,鼠疫的火焰每晚吞噬着它的牺牲品。这就是瘟疫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不过幸而疫情后来没有变得更为严重,因为人们已开始怀疑机关的创造性,省府的手段,甚至焚尸炉的容量,是否已经应付不了形势。里厄获悉当局已考虑过一些绝望中的解决办法,譬如说将死尸抛人大海,他的脑海中很自然地浮现出一幅蓝色的海面上漂浮着可怕的残骸的景象。他也明白如果统计数字继续上升的话将会出现什么局面:那时效率再高的组织机构都将束手无策;尸体堆积如山,就在街上腐烂起来,而省府对此一筹莫展;在市里的公共场所,可以看到垂死者怀着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仇恨和毫无意义的希望死命地缠住活人。总之,就是这些明显的事实和担心害怕的心情使我们的市民经常处于流放和分离的感觉之中。关于这方面,笔者深感遗憾没有什么真正引人注目的事可报道,如某个鼓舞人心的英雄人物或某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像老故事中屡见不鲜的例子那样。这是因为没有比一场灾难更缺乏戏剧性的东西了,而且大的灾祸,由于时间拖得很久,往往是非常单调的。根据亲易经历过的人们的回忆,鼠疫的可怖的日子并不像烧个不尽的残忍的大火,而却像一种永不停止的践踏,其势所至,一切都被踩得粉碎。不,鼠疫和在瘟疫开始时期久久盘踞在里厄医生头脑中的惊心动魄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一开始,鼠疫是通过一套谨慎小心、运行有效、无可指摘的行政措施表现出来的。顺便加上一句:笔者为了不歪曲任何事实也不违背他个人的想法,尽力做到客观。他不愿通过艺术加工使任何东西失去真实,除了不得已为了使故事有些连贯性时才这样做。正是出于客观的要求,他才说:这段时期中最普遍、最深重的痛苦固然是别离,而且完全有必要把鼠疫的这一阶段的情况实事求是地重新描绘一遍,可是也得承认这种痛苦本身已失去了它的悲怆性。市民们,或是退一步说,那些被相思之苦纠缠得最深的人能否适应他们的处境呢?说他们能够适应,那大概是不完全正确的。恐怕更确切的说法是,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正在尝“魂销形瘦”之苦。鼠疫开始发生时,他们清晰地回忆得起失去的人儿,苦苦思念。然而尽管对对方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尽管对心上人幸福高兴的某一时日丝毫不忘,他们却想象不出就在他们思念的此时此刻,远方的人儿究竟在做些什么。总之,记忆有余,想象不足。到了鼠疫的第二阶段,连记忆也已消失。并不是说他们忘了心上人的脸容,而是——其实结果也差不多——失去了心上人的肉体,他们在自己身体内部感觉不到心上人的存在。在最初几个星期中,令他们怨恨的是怀中与之温存的人只是个影儿,接下来的感觉是这个影儿愈来愈没有血肉了,连记忆中的一丝颜色也已褪个干净。待到分别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已无法想象过去亲身体验过的卿卿我我的生活,甚至连过去曾有过一个生活在一起、随时可用手触摸到的人儿这一回事也感到不可思议起来。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已进入鼠疫的境界,这境界越是平淡无奇,对他们的影响也越大。没有一个人还有什么崇高的情感,大家的情感都同样平凡单调。“该是收场的时候了,”市民们都这样说。这样说的原因,一方面是疫病横行时盼望共同的苦难快点结束是很正常的事,另一方面是事实上他们也真是这样盼望着的。但讲这句话时,初期的冲动和怨气已没有了,只是脑筋还算清楚,但已脆弱无力。开始几周内的野性十足的冲动已为一种沮丧情绪所代替,这种状态如果当作是逆来顺受当然不对,但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暂时的认可。我们的市民们已不再违抗,他们像人们所说的,已适应环境,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当然他们带着一副痛苦不幸的姿态,但已感觉不到它的煎熬。也有人,如里厄医生,就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以往这些别离者还不能算真正的不幸,他们的痛苦中还存在一线光明,现在连这一线光明也已消失。他们呆在路角上,咖啡馆中,或是朋友家里,静悄悄的,心不在焉,眼里带着如此厌倦的神情,以致整座城市有了这样一群人在里面就像一间候车室。有工作的人干起活来也和鼠疫的步态一样:小心翼翼而又不露声色。每个人都变得不骄不躁。别离者谈到不在眼前的人儿时,第一次不再快快不乐。他们用的是相同的语言,用对待有关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别离情况。在这以前,他们绝不同意将他们的苦恼和全城人共同的不幸混为一谈,现在也接受把它们掺在一起了。失去了对过去的回忆,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已置身于当前的现实之中。说实在的,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成了眼前的事。必须说上一句:鼠疫从大家身上带走了爱情,甚至友谊,因为爱情总得有一些未来的含义,但这时对大家来说,除了当下此刻,其余一无所有。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所有的别离者确实都会走上这条路,但到底是有早有晚的,而且即使到了这种地步,还会有瞬间的旧梦,短暂的回忆,霎时的清醒,为这些患相思病的人带来更痛苦、更敏感的旧创复发。有这么一些时刻,为了消闲解闷,他们会计划一番鼠疫结束后的生活。有时他们触景生情,会料想不到地受到一种莫名的嫉妒心理的刺伤。另一些人在一星期的某些日子里会突然振奋起来,摆脱了麻木不仁的状态,例如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因为当亲人尚在身边时,这两天就是他们习惯地进行某些活动的日子。有时到了傍晚,一阵伤感攫住了心灵,向他们预示:往事又要在脑海里重现——当然也不一定准会如此。这傍晚时分对宗教信徒说来是反省的时候,但对囚徒和流放者说来,却是难受的当儿,因为他们除了空虚感之外别无可反省的内容。在这个时刻里,他们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但不一会儿,又回到精神麻痹的境地,重新置身于鼠疫的囹圄之中。他们已懂得,在这种境界中,就得放弃更切身的私事。这和鼠疫刚出现时不同:那时,萦回脑际的尽是个人琐事,一点一滴也放不下,别人的生死则与己无关,他们的生活经验仅限于个人;现在,他们也开始急人之所急,你我不分了,他们头脑中出现的是大家一样的想法,他们的爱情也成了最抽象的概念。他们已完全听凭瘟神摆布,即使有时也希望些什么,但这只是在睡梦之中,甚至当头脑中出现这样的想法:“这些腹股为淋巴的事儿啊,快快过去吧!”这时,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奇怪。事实上他们都已进入梦乡,整整这一段时期不过是一场黄粱大梦。城中居民都是些白日做梦的人,只有很少这么几次,在深夜中,表面上已愈合的伤口突然开裂,这时他们才算真正清醒一下。惊醒过来后,迷迷糊糊地触摸一下又痒又痛的伤口边缘,旧创突然带着一股新的力量复发,随之而来的是爱人的悲哀的面容。晨光一现,他们重又面临灾祸,也就是说返回机械的生活中去。人们也许要问,这些别离者的模样究竟像什么?很简单,他们什么都不像,或者可以说,他们像所有的人,一副大家都具有的模样。他们分担着城市的沉寂和孩子气的骚动。他们失去了议论是非的习惯,换上了泰然自若的神情。比如说,他们之中有一些最聪明的人也装模作样地像别人一样看报听广播,寻找些根据以说明鼠疫即将过去,似乎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再不然读了某个无聊到叫人直打呵欠的新闻记者信手拈来的一篇述评,便毫无根据地恐慌一番。剩下的人中,不是喝喝啤酒,便是照料病人,不是没精打采,便是筋疲力尽,不是把卡片归归档,便是听听唱片,大家都是彼此彼此。换句话说,他们已不再挑这拣那了。鼠疫将辨别优劣的能力一扫而尽。这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没有人在购买衣服和食物时再计较质量,来者不拒,一概接受。最后,可以说那些与亲人分处两地的人也已失去了瘟疫发生时起到保护作用的奇怪的特权,爱情的自私心理已消逝,由此得到的好处也随之化为乌有。至少现在看来,情况已明,疫病已成为与大家有关的事。城门口枪声呼呼,一下下盖的戳印有节奏地敲出了我们的生和死,一场场火灾,一张张档案卡片,一片恐怖的气氛,一项项礼仪手续伴随着经过登记的不体面的死亡,可怖的浓烟,冷酷无情的救护车铃声:我们就生活在这一片喧嚣之中,啃着流放犯的囚粮,心中无数地等待着那将轰动全城的共同重逢和共同安心的日子。我们的爱情无疑还存在,但它发挥不了作用,变得沉重难忍,毫无生气,就像犯了罪、判了刑那样的无所作为。爱情已变为无尽头的忍耐,执拗的期待。就此看来,某些市民的态度使人联想到各处食品店门口排着的长队。同样的坚韧不拔,同样的逆来顺受,出头无期,不抱幻想。不过这样的精神状态应该加强一千倍才符合与亲人分离的人的情况,这是另一种的饥馑之感,它能把一切都吞噬下去。不管什么情况,如要对城中那些与亲人分离的人的心绪有一个正确的概念,那就有必要再一次回顾那满天残照和遍地尘埃的永远不变的傍晚,当暮色降临到这座缺树少荫的小城中时,男男女女都走出户外,拥上街头。这时从沐浴在晚霞中的露天座上能听到的,已不再是城市中通常都有的、那种由车声磷磷、机器隆隆组成的市声,而是乱哄哄的、低沉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在闷热的天空中,瘟疫的呼啸声为那成千上万的人痛苦地移动着的脚步声打着节拍,永无尽期、沉闷难忍的街头踯躅声逐渐充满全城,一晚又一晚,这种声音无比阴沉地也无比忠实地体现了一种盲目的顽固情绪,它终于取代了我们心中的爱情

布道后不久,天气转热,已是六月底了。在布道的星期日下了那场迟来的大雨后,第二天,炎夏天气突然出现在天际和屋舍上空。先是热风吹了一整天,把墙壁都吹干了。烈日当空,城市整天在持续的热浪和骄阳之下烤炙c除了拱廊马路和屋子里边,全城似乎没有一处不受刺目的阳光的烤炙。太阳到处盯住城里的人不放,他们一停下,就晒得更厉害。由于这几天的暴热正好和直线上升到每周近七百人的死亡数字同时出现,沮丧的情绪席卷全城。在郊区的平坦的马路和带有平台的房屋之间,热闹的市声逐渐减少。在这一地区,原来人们习惯在门口活动,现在所有的门户都关上了,百叶窗也紧闭着,谁也说不上来这究竟是为了躲避鼠疫还是抵挡热气。但是,从一些屋子里则传来阵阵呻吟声。过去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有好事者聚在街中倾听,如今经过长时期的惊恐,心肠好像变硬了,大家虽然听到了呻吟声,却照常行走或生活,把它当作人的自然的语言而等闲视之。在关卡附近时常发生冲突,警察不得不使用武器,引起暗中发生的骚动。肯定有人受伤,城中还传说有人死亡,反正在这酷热和恐怖影响下的城市中,任何事情都会被夸大。不管怎样,不满情绪的确在不断增强,而当局已准备应付更严重的情况发生,正在认真地考虑万一这些受到灾难驱使的居民造起反来,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报纸公布重申不准出城的禁令,并且威胁说违令者要受监禁处分。巡逻队在市内巡回。往往在寂静无人和晒得发烫的路上,先听到踩在路面上的马蹄声,然后见到一些马队在一排排紧闭着的窗户之间行进。巡逻队过去了,一种不安的寂静重又笼罩着这座受威胁的城市。时而也能听到几下枪声:一些特地组织起来的小队最近奉命杀死可能传播跳蚤的狗和猫,这种短促的枪声也为城市增添了警戒气氛。周围一片寂静,热气蒸腾。在已经是惊弓之鸟的市民的眼里,任何事情都变得格外引人注意。季节变换时出现的天空的颜色和土地的气味也第一次受到大家关注。人人带着恐惧的心情,因为大家理解暑气会助长瘟疫,同时人人又都感到夏天确实已经来临。晚上城市上空传来的雨燕的调嗽声变得清越起来。苍茫的暮色使六月的天空变得异常开阔,雨燕的鸣声已显得和这种景色不大协调。市场上的鲜花,含苞未放的已看不到,都是盛开的,早市以后,花瓣散落在尘埃遍地的人行道上,人们清楚地看到春意迟暮。曾几何时,春之神花枝招展地巡游在万紫千红之中,而现在已在鼠疫和炎热双重压力下慢慢地香消玉殒了。在全城的人看来,这夏日的长空,这在尘埃和沮丧情绪之下变得灰白色的街道,同每天使全城的人感到心情沉重的成百的死亡者具有同样的威胁性。烈日不停地逞威,正是引人思睡和度假的时刻,但却不再像从前那样诱人人水喀戏或是恣情纵欲,相反,这时刻在城门紧闭、一片沉寂的环境里只能给人以空虚之感。过去在这个季节里,人们古铜色的肤色在欢乐的气氛中闪烁发光,现在这种景象已看不到了。烈日和鼠疫扑灭了一切色彩,赶走了一切欢乐。这是由疫病引起的一种重大变化。平时这个城男的人总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夏天的到来。那时全城向大海打开了大门,年轻人纷纷拥向海滩。今夏完全不同了,离城较近的海滨划为禁区,肉体不再有享乐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干什么好呢?还是塔鲁对我们当时的生活作了最忠实的描述。当然,他经常注意鼠疫蔓延的总的情况,而且记下了疫情的一个转折点:无线电台报告的不再是什么每星期死亡几百人而是有时每天死亡九十二人,有时一百零七人,有时高达一百二十人。“报纸和当局在报告鼠疫情况时已极尽其婉转之能事。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把鼠疫的可怕形象减轻些,因为每天一百三十人的数字比每周九百十个人要小一些。”他还描述了瘟疫的一些悲惨动人和惊心动魄的场面。例如一次当他经过一个冷冷清清、家家百叶窗紧闭的居住区,他抬头看见一个女人突然打开一扇窗,发出两声尖厉的叫声,然后放下叶板重又遮闭住她那昏暗的房间。而另一方面他还记下了这种情况:药房里的薄荷药糖被抢购一空,因为许多人嘴里都含着这种糖来预防传染。他还继续对他特别看中的那些人物进行观察。他告诉我们,那个玩猫的矮老头儿也活得够凄凉的。原来一天早晨,正像塔鲁所写的那样,几下枪声,发出几颗铅弹就打死了大部分的猫,其余的惊惶地逃离了街道。同一天,矮老头儿在惯常的时刻来到阳台上,他显得有些惊讶,俯身向街道的尽头张望,耐心地等待着。他的手轻轻地一下一下敲打着阳台的铁栏杆c他又等待了一会儿,撕了一些小纸片,回进去了又出来,过了些时候,他怒气冲冲地关上落地窗,突然不见了影子。此后几天中,同样的场面重复出现了几次,但是从矮老头儿的神色上可以看出他越来越愁闷和越来越失望的情绪。一个星期以后,塔鲁白白地等待这个每天都应该出现的人,窗户关得牢牢的,里面的人的苦闷可想而知。“鼠疫期间,禁止向猫儿吐唾沫”,这是笔记本的结束语。另一方面,当塔鲁晚上回去的时候,他总是肯定能见到那位巡夜者沉着脸,在大厅里踱来踱去。这位老人不断地向每个遇到的人提醒一句:他曾经预见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塔鲁承认曾经听到过他预言要发生一场灾难,但提醒他当初说的是要发生一次地震。这位巡夜老人则说:“啊!要是这是一次地震倒好了!一场剧烈的震动后,人们也就不谈了……点一下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活着,事情就完了。但是这个该死的瘟疫,就是还没有得病的人心头也摆脱不了它!”旅馆经理也不比别人好过。起初,旅客们国封城不能离去,只好留在旅馆里。但是慢慢地,由于瘟疫持续不断,许多旅客宁可搬到朋友家去住了。过去因有瘟疫而使旅馆房间客满,后来又因同样理由使房间从此空关着,因为再也没有新的旅客到城里来了。塔鲁是余下的仅有几个房客之一,经理从不放过机会向他表示,如果他不是出于想讨好最后一些顾客这样的动机,他的旅馆早已关门大吉了。他还常常要塔鲁估计瘟疫大概还要拖延多久,塔鲁说:“据说寒冷会止住这种疫病的。”经理跳了起来:“此地没有真正的冷天的,先生,即使有也还得要好几个月……”他还肯定地说,瘟疫结束后也还得过很长的时间,旅客才会光顾这个城市。这次鼠疫摧毁了旅游业。在饭馆里暂时不见的猫头鹰奥东先生再次露面了,但只跟着他那两条训练有素的小狗。据了解,他的妻子曾照料过她自己的母亲,接着又参加了她的葬礼,她本人目前正处于检疫隔离期中。“这种做法,我不赞成,”经理说,“隔离也罢,不隔离也罢,她当然是可疑的,可是这一家的人也免不了。”塔鲁告诉他,要是从这个观点来看,谁都值得怀疑。但是经理却是斩钉截铁,在这问题上毫不动摇:“不,先生,您和我都不可疑,而他们却是的。”但是奥东先生一点也没有因此改样,这一次,瘟神在他身上算是白费了力气。他以同样的方式走进餐厅,比他的孩子先一步坐下,还是以高雅而又带有恶意的老一套对他们说话。只是那男孩变了样子,像姐姐一样穿了一身黑衣服,有些佝偻着身子,活像他父亲的缩小了的影子。巡夜的老头不喜欢奥东先生,他对塔鲁说:“啊!那个人,他可以穿得整整齐齐地送命去,像这个样子,也用不着殡仪馆化妆,直接去好了。”帕纳卢的布道,塔鲁也写到了,但附有如下的评论:“我理解这种给人好感的热情。在灾难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人们总要讲些漂亮话。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尚未消失。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又已恢复了。只是在灾难真正临头的时刻人们才习惯于现实。也就是说:习惯于沉默。等着瞧吧。”塔鲁最后写到他曾与里厄医生有过一次长谈,他只提到这次谈话很投机,还顺便说起里厄老太太一双明亮的栗色的眼睛。他奇怪地断言,对他来说,饱含善意的眼光总是要比鼠疫有力量得多。他最后花了相当长的篇幅叙述那位受到里厄治疗的老气喘病患者。他同医生晤谈后就一起去看这个病人。老头儿以嘲弄的口吻搓着手接待塔鲁。他坐在床上,背靠着枕头,面前放着两只盛着鹰嘴豆的锅子,他看到了塔鲁就说:“啊,又来一个。现在是颠倒的世界,医生比病人多。人死得太快些了,对吗?神甫的话没错,这是罪有应得哪!”第二天,塔鲁事先不通知就又走来了。根据他的笔记的叙述,老气喘病人本是开针线铺的,到了五十岁时,他认为这行业于得差不多了,从此一躺下就没有再起来过,尽管站着对他的气喘病更合适。他有一笔数目微小的年金使他能活到七十五岁,而且活得相当轻松。他看到表就觉得讨厌,整个屋子里确实连一只表也没有。他说:“搞一个表既花钱又愚蠢。”他的时间,特别是他所唯一关心的吃饭时间是用他那两只锅子来计算的,其中一只在他睡醒的时候盛满了鹰嘴豆,他以小心翼翼的和时间均匀的动作把它们一粒粒装人另一只锅子,就这样通过一天要装满多少锅的方法找到了计时的标准。“每十五锅,”他说,“就得吃饭了,这很简单。”据他妻子说,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表现出他将来一生命运的某些征兆。他从不对任何东西发生兴趣:工作。朋友、咖啡馆、音乐、女人、逛马路,他都不感兴趣。他从不出城,只有一次为了家庭事务不得不到阿尔及尔去,但他在离奥兰最近的一个车站就停了下来,不可能再走得更远了,于是他搭上第一列开来的火车又回家了。塔鲁对他那离群索居的生活表示惊讶,老头儿的解释大致是:根据宗教的说法,人的上半生是走上坡路,下半生是走下坡路,在走下坡路时日子已不是由他主宰的了,它们随时可以被夺走,而他在这些日子里根本无事可做,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去管它。再说,他也不怕矛盾百出,因为他后来又告诉塔鲁说,天主肯定不存在,因为天主存在的话,神甫们就没有用处了。接下去又听了他一番议论后,塔鲁懂得了,这种哲理原来同教堂频繁地向他募捐引起他的不满是有紧密联系的。有关这位老人的形象的最后一点却似乎意义深长:他一再向他的对话者表示他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他希望死得越晚越好。“这是个圣人吗?”塔鲁问自己。他又回答自己说:“不错,假如圣德是全部习惯的总和。”塔鲁同时把疫城中度过的一天作了一番详细的描述,借此可以使人对这个城里的人今夏的工作和生活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他说:“除了醉汉外没有一个人在笑,而这些醉汉也笑得太过分了。”接着他开始写道:“清早,阵阵微风轻拂着行人稀少的城市。这个时刻正是死神肆虐的黑夜和垂死呻吟的白昼这二者的间隙,此时鼠疫好像暂时歇息,喘上一口气。所有店家都关着门,但有几家门日挂着‘鼠疫期间暂停营业’的牌子,说明等一会儿它们不会跟其他店家一起开门。卖报的睡眼惺松,还没有开始叫喊当天消息,身子靠在路角上,活像个梦游病患者,他们的姿态好像是在向路灯兜售报纸。再过一会,他们将被头班出场的电车闹醒,伸开拿着报纸的手臂,奔向全城各处。报纸上印着醒目的字样:‘鼠疫’。‘是否会有一个鼠疫横行的秋天?B……教授的回答:不会的。’‘一百二十四人死亡,这就是鼠疫第九十四天的总结。’“尽管纸张供应日益紧张,使有些期刊被迫减少篇幅,但仍有一种新的报纸《瘟疫通讯》问世,自称它的任务是:‘以充分客观的精神向市民报道疫情的发展或减退;向他们提供对瘟疫未来情况最有权威的证据;开辟专栏以支持决心与灾难进行搏斗的一切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士;振作人民的精神状态,传达当局的指示,简言之,聚集一切有良好意愿的人有效地同侵袭我们的病害作斗争。’事实上,这家报纸很快地转变为专事登载一些对预防鼠疫效果良好的新产品的广告。“早上六点钟左右,所有报纸在离商店开门还有一个多小时以前便在店门口排长队的人群中销售,而后在到达郊区的挤满着人的电车上叫卖。电车已成为唯一的交通工具,行驶十分艰难,踏脚板和栏杆处都挤满了乘客。但是有件怪事,所有乘客都尽量背向着人以免互相传染。到站时电车中的男女乘客一拥而下,他们急急忙忙地互相远离,各自独处。常常因为心情不好而发生一些吵闹;情绪恶劣,这已是人们的慢性病了。“头几班电车开过后,城市渐渐苏醒了,几家啤酒店首先开门,柜台上放着‘咖啡无货’、‘请自备白糖’等牌子。接着商店也开门了,街上热闹起来。与此同时,太阳也逐渐升起,一阵阵的热气慢慢在七月的天空蒙上一层铅灰色。这正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在街头闲荡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似乎想借助摆阔气的方式来制止住鼠疫。在几条主要街道上,每天十一点左右,有一些年轻男女招摇过市,在他们身上可以感觉到在大难之中生活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假如瘟疫蔓延的话,道德观念也会逐渐淡薄。我们将又会看到像古罗马时代米兰人在坟墓边上恣意狂欢那样的情景。“中午,饭馆里一瞬间就客满了。很快地在饭馆门口三五成群聚集着没找到座位的顾客。天空的光线由于天气太热而减弱了亮度,等空位子吃饭的人们呆在被烈日晒得火烫的街道旁大遮阳布底下。饭馆之所以这样拥挤,是由于它们可以大大简化人们的食品供应紧张问题,但是却丝毫不能减少人们对疾病传染的恐惧:顾客们不厌其烦地花许多时间把餐具擦了又擦。不久前某些饭馆张贴出这样的通告:‘本馆餐具经沸水消毒’。但是它们逐渐地也不再做什么广告了,反正顾客不得不来。再说顾客也不在乎花钱。上等酒或号称上等酒的饮料、价钱最贵的加菜,大家拼命地抢着又吃又喝。在一家饭馆里,似乎也出现过惊慌失措的场面,原因是有一个顾客觉得不舒服,面色发白,起身离座,踉踉跄跄地急速走出门去。“两点左右,城中逐渐变得空荡荡的,这是宁静、尘埃、阳光和鼠疫在街上会集的时刻。沿着一幢幢灰色大房子的整条街上,热浪还是不断地涌来,漫长的囚禁时间要到火热的夜晚压到了这座人群熙攘、声音嘈杂的城上时才告结束。天气开始转热的头几天,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晚间有时见不到人群。但是现在凉意初返,给人们带来了不说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轻松的感觉。大家走上街头,忘乎所以地互诉衷肠,互相争吵,彼此羡慕。在七月的漫天晚霞的映照下,充满一对一对情侣和热闹的喧嚣声的城市,投人微风阵阵的夏夜的怀抱c每晚在林xx道上有一个戴着毡帽、打着大领结的悟道的老人穿过人群空费唇舌地反复喊道:‘天主是伟大的,皈依他吧!’而大家却相反地热衷他们搞不清楚的事物或者比天主更紧要的东西。开始时大家认为这场疫病不过是一般的疾病,因此宗教仍不失其原有的地位;如今他们看到这事的严重性,他们就想到寻欢作乐上来了。白昼刻划在他们脸上的苦闷,一到热气腾腾、尘土飞扬的黄昏就一变而为疯狂的兴奋和笨拙的放荡,使全体市民头脑发热起来。“我也同他们一样。对我这样的人说来,死又算得了什么?反正要死,人们这样做也没有什么错。”

  由于鼠疫而受到囚禁的人们就这样在整整一周中不断地努力挣扎着。其中也有一些像朗贝尔之辈的人,显然还存在着幻想,自以为仍是自由的人,可以自行作出抉择。但事实上可以说,到了八月中旬,瘟神的黑影已笼罩住一切。个人命运已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一边是鼠疫,一边是众人共同的感受。各种感受中最严酷的是分处两地和放逐之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和反抗情绪。在这热浪和疫潮双双达到顶峰时期,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总的情况叙述一下,并举些具体例子,谈谈活人的激烈行动,死者的埋葬经过和情人们两地相思之苦。

澳门新葡亰亚洲在线,  那一年,六月刚过就刮起风来,一连几天疫城上空风势不衰。奥兰居民向来特别怕风,因为城市建在高原上,毫无天然屏障,因此大风能长驱直人,横扫街巷而威力不减。数月来,城里没下过一滴雨,到处罩上一层灰色外衣,被风一刮,纷纷脱落,尘土与废纸齐飞,不断打在越来越少的散步者的腿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些人用手帕或手捂住嘴,俯着身子在街上快步疾行。过去到了晚上,人们总是成群地聚在一起,尽力把日子拖得越长越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一天都可能是自己的末日,现在则不然,人们遇到的是三三两两地急急忙忙想赶回家去或到咖啡馆去的行人。几天来黄昏来得更早,街上行人绝迹,只听到不断的凄厉的风声。从那白浪滔天而从城里又见不到它的大海里吹上来一股夹着盐和海藻的气味。这座荒无人踪的城市,尘埃遍地,海水的味儿扑鼻,狂风呼啸之声不绝,宛若一座孤零零的岛屿在低声哀鸣。

  迄今为止,鼠疫造成的死亡在居民拥挤、条件较差的外围地区远远多于中心区。但它似乎骤然挨近市中心,侵人了商业区。居民们归咎于大风把病菌吹了进来。“它把事情搞复杂了,”医院院长说。不管怎样,当中心区的居民听到黑夜里越来越频繁的救护车铃声在他们的窗前经过,响起了瘟神阴沉无情的召唤时,就意识到轮到自己的时刻到了。

  在城里,人们又把某些鼠疫特别猖撅的区同其他各区隔离开来,除了工作上绝对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离开。住在这些隔离区里的居民当然要认为这项措施是专门要使他们难堪,不管怎样,对比之下,他们倒把其他各区的人,看成是自由的人了。反过来,后者一想到别人比他们更不自由时,在困难重重的时刻里便会感到某种安慰:“还有比自己关得更严的人呢!”这句话总结了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希望。

  大约就在这一段时期里,火灾次数有所增加,特别在西城门那里的娱乐中心地区。据调查,有些检疫隔离完毕回家的人,由于遭到飞来横祸,亲人死亡,因而精神失常,纵火烧屋,幻想烧死瘟神。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制止这种行动,因为这种纵火不断发生,加上狂风助威,使一些地区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人们尽管提出证据说明当局采取的房屋消毒措施已足够消除感染危险,但依旧无效,于是不得不颁布极为严厉的刑法来对付那些无辜的纵火犯。可是,毫无疑问,使这些不幸的人望而生畏的并不是徒刑本身,而是因为全体居民没有一个不知道判处徒刑等于判处死刑,理由是根据统计,市监狱中的死亡率非常之高。这种想法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理由很明显,瘟神打击得最凶的对象似乎就是那些一向过着集体生活的人:士兵、修道士和囚犯。在监狱中,尽管其中有些在押犯是单独监禁的,但仍不失为一个集体生活单位,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市监狱中无论看守人员或犯人都同样有被瘟神攫走生命的。在瘟神的傲慢的眼里,任何人,上至典狱长,下至最卑微的在押犯一概被判了刑。全监上下绝对公平,这也许还是第一次。

  在各种身份平等化的现象面前,当局试图推行一种等级制度,设想出一套颁发勋章给执行任务期间死亡的看守人员的办法,但仍解决不了问题。鉴于戒严令已经颁布,从某个角度看来,可以把监狱看守人员看作是动员入伍的军人,因此对这些死去的人员追发军功勋章。当然犯人对此不会提出任何抗议,但军界却不能同意,而且很有理由地指出,这样做法可能会遗憾地使公众思想产生混乱。他们提出的要求得到了同意,大家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死去的看守人员改发抗疫勋章。可是对以前死去的看守人员已经错授了军功勋章,也就不能再要回来,而军界方面对此却仍保持他们原来的看法;另一方面,抗疫勋章有它的弱点,起不到军功勋章能起的精神方面的作用,因为在疫病流行期间,取得一枚这种性质的勋章实在是不足为奇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

  另外,管理监狱不能像管理修道院那样,更不能像管理军队那样。城中仅有的两处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已暂时分散居住到虔诚的教徒家中去了。与此相仿,每当情况许可,一连一连的士兵便离开营房去驻在学校或公共建筑里。这样,表面上疫病迫使市民处于一种被围困者紧密团结的状态中,但同时却把传统的团体搞得四分五裂,使其中成员重又进入孤立状态,这些都造成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大风劲吹,可想而知,必然也在某些人心头引起熊熊大火。深夜中城门又数度遭到袭击,但这次冲杀的是手持武器的小组。双方相互射击,伤了几个,逃出城去几个。守卫加强了,动乱很快平息,但已足够在城里引起一股暴动之风,出现了一些暴力的场面。一些出于防疫原因而被焚或被封的房屋遭到了抢劫。当然很难断定这些行为是否出于预谋。在大部分情况下,往往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机会促使一些素来令人尊敬的人做出一些应受谴责的举动,而且旁人立即群起效尤。比如:一所房子起火了,一些发狂的家伙会当着痛苦得发呆的房主的面,冲进那熊熊烈火还在燃烧的房子中去。看到房主没有反应,许多围观者也会学样。于是在被火光映红的阴暗街道上,只见许多黑影四处奔逃,这些影子在行将熄灭的火光映照下,肩上扛着各种物件和家具,一个个都变得奇形怪状。由于发生这类事故,当局被迫把出现鼠疫的状态当作戒严状态来处理,并采用一切与此有关的法律。两个盗窃犯被枪决,但这在人们心中是否产生效果颇令人怀疑,死人的事已司空见惯,处决两个人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根本不会被注意到。说实在的,此类趁火打劫的场面经常重复出现,而当局似乎视而不见。唯一能使全体居民感到震动的措施是宵禁。从十一点开始,全城一片漆黑,成了一座毫无生气的石头城。

  月光下,它的灰白色的墙和笔直的街道排列得整整齐齐,看不到什么树影夹杂其间,听不到行人脚步声或犬吠声。在这种情景下,这座庞大的静悄悄的城市只是一些死气沉沉、厚实的方形建筑物的聚合,在它的行列之间,竖立着一些默不作声的人像,那是被遗忘的行善之人,或是过去的大人物,如今封闭在青铜之中。唯有这些石质或金属雕像的模拟的人脸还在试图使人想起这里曾有过人类,虽然形象已暗淡了。在愁云密布的天空下,在死一般沉寂的十字街口,这些平庸的偶像,粗野无情的雕塑,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气概,象征着我们已进入了那九泉之下的幽冥王国,至少是象征这王国最后的命令,指示人们进入墓窟,那里鼠疫之神,沉沉的石块和漫漫的长夜将使一切声音消失。

  长夜同时也已笼罩了人们的心灵,市民们在听到有关埋葬事宜的传奇式的报道后增加了不安。埋葬的情况不得不讲述一下,笔者对此感到非常抱歉。他也知道免不了因此要受到人们的指责,他唯一能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就是在整个这段时期里埋葬的事儿是不少的,而且从某个方面来看,笔者也和所有同城的人一样不得不关心埋葬的事。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等于说他对此等仪式发生兴趣,正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活人的社会,比如说,海滨浴场。但是海滨浴场已被封掉,活人的社会整天胆战心惊地害怕不得不在死人的天地面前让步,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当然人们总可以想方设法不去看这个事实,把眼睛捂住,拒不承认,然而明摆着的事实却具有雷霆万钧之势,最终将席卷一切。有朝一日,当您的那些亲人需要安葬时,试问您有什么办法拒绝让他们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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